一次在过道里我与她母亲维拉相遇，维拉痛心地对我说：“我的娜塔莎学坏了，谁的话都不听，整天不着家。您看，还没结婚就要生孩子了。她父亲整天喝酒，女儿又是这样，让我怎么办呀！”
她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我只能说些宽慰的话，劝她不要过分难过。
是啊，在莫斯科像娜塔莎这样的姑娘又何止她一个呢！这些善良的母亲，为挽救自己的孩子，又该呼唤谁，向谁求助呢？
清洁工
莫斯科的冬天常常大雪飞扬，有时几天不见太阳。
一个星期天，我们要去郊游。为了赶乘早班电气火车，我们起得很早，天刚蒙蒙亮就动身了。下楼开门一看，好漂亮的银色世界！朦胧中那挂满白雪的树木枝杈，那屋檐上厚厚的积雪，看上去真像是白雪公主的神秘住所。当我正在这自然美景中陶醉时，由远及近传来“刷刷”的扫雪声，只见一男一女两位上了年纪的清洁工，在刺骨的寒风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辛劳。
那位男清洁工戴顶旧毡帽，穿一双胶靴，女的头上围着厚厚的围巾，露出一双大眼睛，嘴里呼出热气。他们两人在那扫着、铲着，好像老天爷故意跟他们作对似的，雪还在不停地下着……他们没有怨言，也不去理会，只是默默地清扫着。
俄罗斯冬长夏短，莫斯科的冬季几乎有半年之长，再加上居民区周围林木繁茂，秋天落叶遍地。可以想象，要保持居民区清洁，清扫任务是十分繁重的。过去环卫工作开支由上面拨款，区苏维埃统管，工人待遇也很好。苏联一解体，一切都变了样，清洁工待遇很低，年轻人谁都不愿意干，只有退休老人因生活所迫才来做这又脏又累的工作。
那位扫雪的老头我认识，他叫伊万，住在我们后边的一栋楼里。一次我去门诊部看牙，正巧他也在那里等着看病，候诊时同他攀谈起来。他说：
“现在的日子可真不好过，物价这么暴涨，我那两三万卢布的退休金，只够用来买面包，我老伴有病需要营养啊，我却什么都买不起。我们没儿没女没有依靠，我就当起清洁工，每月能收入一万两千卢布。这样也好给老伴买点有营养的食品……”
说这些话时，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带着忧伤，深陷的眼窝里充满倦意。
我们那栋楼楼内卫生由群众集资，雇请住在3-15号的丽玛来打扫。丽玛是位健壮的中年妇女，鞑靼族，人很能干。本来她有工作，在小区管理处当管理员，每周工作3天，可是她感到入不敷出，因为与她同住的女儿没有工作，还带着双胞胎——两个一岁半的小孩，所以她接了这份工作。
丽玛每天起早清扫楼道和电梯间，擦拭楼梯上的栏杆，那走廊和楼梯是用拖把一点点仔细擦洗干净的，然后再把垃圾道里的垃圾铲出，用小车推到路口，倒到垃圾箱里。她常常是不停地干活，累得满头大汗，直到打扫干净为止。
一次我问她，干这活累不累，能收入多少？她看着我哈哈大笑起来，说：
“您说干活能不累吗，可是我刚满48岁，还不算老，还有力气，干这点活不算什么，何况大家那么信得过我呢。我就是想把这楼内打扫干净，让大家走过这里时感到舒适，街坊邻居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都注意不乱扔东西。就是有些小年轻的不像话，在走廊里随便喝酒抽烟，烟头、酒瓶乱丢，弄得到处脏兮兮的。只要我看到就批评他们，没办法，现在有些人很没教养……”
说到这，我看得出她内心很不平静。那不是为自己受累而难过，而是为那些年轻人的不文明行为感到失望。
提起收入，她直率地说：“这份工作赚钱不多，只有一万多卢布，只是能让手头稍宽裕一点，用这点钱可以给外孙子买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的莫斯科邻居
是的，她的话语朴实而真诚，我心里对这位普通劳动妇女充满了敬意。
像丽玛这样热爱自己的工作，踏踏实实为他人服务的人，我还接触过很多，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小区管理处的几位维修工。我们租住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厨房、厕所常常漏水，电路也常出毛病，只要给管理处打个电话，一般不出15分钟，肯定会有人登门来检修。他们不厌其烦，不怕脏累，工作认真负责，而且从不受礼，不向住户额外索要报酬。
这几位维修工技术高超，职业道德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联想到国内的一些情况，有的就不尽如人意。对比之下，在那度日如年的艰难岁月里，他们还能保持这样优良的传统，那是多么不容易，多么让人感动啊！
在留霞家做客
我们这栋楼右侧斜对面是一所学校的大操场，我早上常到那里去锻炼身体。这里的人早上出来活动的人不多，但出来遛狗的人却不少，而且一年四季风雨无阻。
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早晨，我正在操场上做操，听见有人在身后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小声说：“您好！”
我很诧异，这会是哪位同胞在跟我打招呼呢？回头一看，原来是位牵着狗的俄罗斯妇女，她头戴皮帽，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
我有礼貌地回声：“您好！”并好奇地问她，“您怎么会说中国话？”
她听到我的回话，兴奋地走上前来和我握手，激动地说：“啊，我猜对了，您真的是中国人！刚才我怕弄错了，没敢大声说。”
接着她以俄国人特有的爽朗同我聊了起来：
“我叫奥莉佳.依万诺夫娜，从小生长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里离中国很近。我们小的时候，那里中国人很多，中国人开的餐馆也很多。他们做的面食花样繁多，我叫不出名字来，但都很好吃。
那里还有几家中国人开的花店，他们卖的是手工做的纸花。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花店，里边什么花都有，像黄色、白色的菊花，大红的牡丹，还有腊梅、丁香……那花五颜六色，远看跟真花一样，我真佩服他们如此心灵手巧。我们俄国人喜欢花，他们做的纸花比鲜花便宜得多，既好看又不会凋谢，所以买的人很多，生意很兴隆。
另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沿街叫卖‘糖人’的小贩，他们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每到一处放下担子就敲小铜锣。孩子们一听都围了上去，小贩用麦秸和糖稀七弄八弄就能做出各种人物，还有小猫小狗什么的。他们的手真巧，捏什么像什么。我那时好羡慕他们，简直入了迷。整天盼着他们来，还想跟他们学手艺，长大以后也去捏糖人呢。”
说到这，她陷入沉思，好像当年令她心驰神往的小糖人又呈现在她眼前似的。片刻后，她补充说：“现在我还喜欢一些小玩意儿，特别是中国的手工艺品。中国人真是太聪明了，我很喜欢中国人，所以小时候和他们接触，学会了不少中国话，只是时间久了，现在都忘了，只会说‘您好’、‘再见’这几句了。”
就这样，我和奥莉佳交上了朋友。后来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她当过塔斯社的记者，专门搞新闻摄影，到过许多地方，与高层领导人接触不少，是个见多识广的人。退休后她过着俭朴的普通人生活，从表面上我没能看出她是个阅历不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