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哥哥的脚步，于1945年来到了这个温馨的小家庭。后来因为家里生意上的关系，我们一家在我两岁的时候搬到了梭罗，父亲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意——卖布。当时在梭罗市的一个卖布市场上，商户的摊位基本上都让福清人占了去，那里的广东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是我舅父。当时父亲的布匹生意做得算是比较大的，这全靠父亲十分勤劳的秉性，家里那些布全是从雅加达带到梭罗的，父亲每天为了这些布，会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去运货商那里等货，在当时这些布匹的市场销量非常好，往往一些去得晚一些的商户，最后只有落得耷拉着脑袋失望而归的结局。只有像父亲那样的人才可以拿到上好的布料，所以说家里的布匹生意一直是父亲生意链上的基底，哪怕是后来我高中毕业时，父亲的布匹生意依旧在做，待家里的卖布生意稍微上了正轨，便又与别人合办了一家糖果厂，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好在还有布匹生意支撑着家里的生计。
爪哇梭罗市华侨公学小学
1951年时年6岁的我，开始就读于印尼爪哇梭罗市华侨公学小学。这所学校是一所集幼儿班、小学、中学于一体的综合式华侨学校，创办人是当地的华侨商人。
那个时候，梭罗当地的经济还没有发展到许多摩托车满街跑的地步，小孩子上学几乎都是骑着脚踏车或者三轮车，一般1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学校，如果有接送，就只需要5分钟，这对于快要迟到的小孩子是可以躲避被老师罚教的。当时我的家庭条件在当地还算是比较殷实的，因父亲从事布匹买卖，那时家里还曾有一辆汽车，用来从远方运送布匹。
我当时所念书的华侨公学在梭罗当地属于不错的学校，几乎家家梭罗人都是知道“华公”的好名声，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学生，想考取哪里的学校都是相对容易的事情。这要归功于中国人重教育的好习惯。印尼华人办的这所学校，首先是师资力量比较强，这里的学生真的做到了“教”与“育”相结合的优良模式。这里的老师都是从当地各个学校优选出来的，也有的是因在本校高中部成绩优异，而选择留校教书的，所以学校的教学质量一直保持了很高的水平。
小时候我是个认真读书的乖孩子，按时按点地上下学。当时我哥哥念的是上午班，而我则是下午班，我们两兄弟的学习用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按母亲的话说，这才是一家人嘛！可有一次就是因为我和哥哥的书包是一样的，在上学的时候才出了乱子，最终让我哭着鼻子回了家。
那天哥哥放学回家后随手把书包一放，当时正逢下午，正犯着困的我便背着书包迷迷糊糊地上了学，结果在半路上看着满书包陌生的书籍，我才顿时慌了神，但是碍于快要上课的时间，只有边哭边跑到学校，亏得当时班上有多余的课本，不然我真要“光溜溜”地上课了。
当时我和哥哥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两兄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学习成绩都十分出色，许多家长都拿我们作为自家孩子学习的榜样，这一点让我父母亲颇为骄傲。其实那个时候我哥哥的名气要更大一些，他的绘画、写作、数学、演讲几乎都是全校第一，而作为弟弟的我就有些惭愧了，我只是班级的第一名，自当以哥哥为目标。
家庭教育
虽然自小我生长在印尼，所接触的社会氛围相对于当时的中国，要开放一些。但是因为我父母亲是在中国接受的传统教育，我与哥哥的所接触到的教育，自然是“传统”的味道要多一些。
那时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都要靠着父亲来赚取，母亲则在家照顾家里人的饮食起居，所以自小我和哥哥的学习主要还是靠着兄弟俩的相互帮助鼓励，父母亲也会在一些大的方面来指点我们，但给予我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父亲自小脑子就极其灵活，尤其在数学方面更有其独到之处。那时有客人来店里买布，待给他扯下几尺布匹后，父亲此时完全不用算盘，便可脱口而出布匹的价格，这个技艺每每都会让前来买布的客人赞不绝口。自然父亲也绝不会让这个绝技失传，所以我自小便得了父亲的真传，算账算得十分的准确。可是也难免会有失足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的珠算考试不知道怎么就得了个零分，而此前我可是次次都是满分的，但是那次的珠算考试，十个题目，我最终一个都没有算对。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考成这个样子，拿着那个零分卷子内心慌得不知所措，压根儿不清楚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错误。父亲当时没有严厉地惩罚我，只是静下心来慢慢给我讲解试卷上的错误，结果到了最后，父亲平淡而幽默地说道：“你考得好，给你奖赏；你考得不好，对不起，吃饭的时候用酱油拌饭。”
自此以后，每当我学习成绩不好时，父亲都会给我一个用米做的饼，然后舀上一大勺酱油放到我的盘里。说来也有些逗，直到现在我每次吃米饼都必须要放酱油来吃，而且能够吃上一大盘。米饼浸泡到酱油里，醇香四溢，齿口留香，环爱每次看到这样的我，都会笑声连连。
父亲在我们兄弟俩个人的成长道路上，从来不会用打骂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之所以会这样，父亲的解释是，“我是过来的人，是我父亲把我赶出来的，我觉得他这样做很不应该，所以我对你们特别宠爱，不打、不骂。”对于这样的做法，我是十分赞同的，这是对于孩子一种自我成长中的相互尊重、平等，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孩子与父母的沟通才可以融洽与和谐。
当时父亲在生意场上的名气是十分响亮的，这与他诚信待人、言出必行、严己忍让有很大的关系。我小时候当地人都说，广东的客家人是很“欺负”人的，我觉得这是一种理解的偏差。客家人多数都是因为地域的关系，在做生意方面十分精明，总是以自我利益为先。有一个大姐就是这样的人，她每次做生意都会自然而然地先考虑到自己的利益问题，但是她做事是不会骗人的，可是这样长此以往，便会引起周围人的很多不满，久而久之，也便造成了外人对于客家人的坏印象。但是父亲却不会这么做，他所在的布料市场里虽然只有他与舅父两个客家人，平常别的商户需要帮助了，父亲会毫不犹豫地帮人家，遇到借钱的情况，也会爽快地给予别人帮助，而且是不算取利息的。如此久了，许多人都说父亲是福清人，但是父亲却会微笑地告诉人家，“不好意思，我是客家人！”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其实父亲是想告诉他们，客家人只是很会做生意，但绝不会做不好的事情。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受父亲的影响很深，只要是自己认定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底，从来不会考虑最后的结果会为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父亲会碰到当地印尼警察的问话，父亲生性耿直，想做想说的绝不会有任何顾忌，更别说“害怕”二字了。或许就是因为父亲的这份硬气，弄得警察最后也都没了法子。
父亲是个言语不多的人，但他会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给我们兄弟俩树立榜样，让我们透过眼睛和思想去感受其中做人的道理。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情，这种实际的教育做法对当时幼小的我们，自然是影响颇大。
“教”“育”结合的教师
每个人在小时候都会有很多的愿望，小小的我们伴随着这些梦想慢慢地长大，我当然也是如此。儿时我有过三个愿望，第一个是当老师，我总是觉得教育下一代的时候，一定要有位好的老师与家长一起来共同完成这个重任。其实老师这个职业干起来是十分不易的，“教”与“育”要结合得恰到好处，才可以让学生从中有所受益，但现在大多数的老师只是在“教”，而不是很在乎“育”的重要性，往往分数就能代表一切，这是很大的教育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