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高钧，是个老实本分的农民。别看他平日里少言寡语的模样，但对革命事业却是非常积极。父亲在194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北村的老党员。他先后担任过我们北村的村长、村农业社社长、党支部书记，为村里的大小事情忙碌了几十年。
虽然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绝对忠诚。尤其是对待村里的公共事物，父亲能做到井井有条、公私分明。在他年老即将离任的时候，正好赶上“四清运动”，组织上必须例行审查，等到“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样样查完，组织上对我父亲的工作做出了八个字的评价：“账目清晰，财务分明”，也就是说，一丁点儿问题都没有！在那样贫苦的年代里，像父亲这样毫无私心地为集体工作，真可谓是“仰不愧天”。
当时父亲办公的地方还不叫大队部，大队这个称呼是后来才有的，而且过去的村长、书记不像现在的村长、书记那么有权利。父亲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每天早出晚归地忙活村（队）里的事情，安排村（队）里的生产劳动，组织村民学习积极思想。
平日里，父亲是个极为节俭的人。他对每一分钱的用处都十分仔细，一定要弄清楚到底用来干什么，花到了什么地方，即使买一支铅笔也得向他认真汇报。家里没火柴了，便把灶膛里的灶灰扒出来，拿去换两盒火柴。平时给我们买学习用的铅笔和小本子，基本上也是靠扒灶灰换钱和卖自家鸡下的蛋钱来买的。
为了一大家子人的生计，父亲比别人更加勤劳，总是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劳作换些钱粮贴补家用。他的手很巧，只要是能想得到的正当营生，父亲都会做，比如自己纺线、弹棉花、种地、种菜、种瓜等等，样样拿得出手。在他还没有承担村里合作社社长的工作之前，父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白天下地干活回来以后，把纺线的工具往炕上一放，点上一盏小煤油灯，一宿工夫便能纺出一斤线，然后拿去卖了换钱。冬天的时候自己在家里弹棉花，弹好了叫上我的两个哥哥把棉花拿去卖。我还有过被父亲叫去一起卖大葱的经历。而且小时候我们哥儿几个的头发都是父亲给剃的，他用小剃头刀子“噌噌”几下，就把我们的头剃得又光又亮。他还有个绝活，不用别人帮忙就能给自己剃，这在我看来是相当有能耐的事情，现在想想也还是佩服不已。
严厉的父亲
父亲是个严于律己和威严的人，我们都非常惧怕他。那个年代种地没有现成的化肥，给庄稼施的肥主要就是用四处收集来的动物粪便，通过自然发酵形成的天然肥料。为了供给耕地足够的肥料，父亲要求我们早起到村外的路上去捡粪。在劳作方面，父亲对我们兄弟几个一视同仁，从来没有特别偏向谁，即使是家里的女孩子也是一样。每天家里第一个起床的人必定是父亲，天刚蒙蒙亮他便背着粪筐出门了，吃早饭前回来时，粪筐总是满满的。
所以不管父亲如何严厉，我们哥几个都一直很佩服他。我那时只背得动一只小粪筐，有时候实在困得不行，躲在被窝里一直磨蹭到父亲回家，立刻会招来他的一顿训斥。后来哥哥们想到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喊我起床，他们一边穿衣服一边吓唬我：“爸回来了，赶紧起来。”我便立刻惊醒，翻身从炕上起来，揉着迷糊的双眼赶紧穿衣。后来我也慢慢地习惯了，反正不管起早起晚，谁都逃不掉。不过，由于我学习方面确实挺给父母争气，所以在上学之后，父亲就很少让我参加家里的劳作，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专心读书、好好学习。
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是也有不少旧时的家庭礼仪。比如，吃饭的时候把桌子（那时家里没有八仙桌，都是短腿长方形的桌子）搁在炕上，全家人盘腿围坐在桌前，父亲一定是坐在正中间的位置，小孩子们就围着桌子或炕沿吃饭。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父亲面前都是规规矩矩的，不敢在他面前争抢饭菜，但是有时也难免调皮一下。虽说我们自己家里养鸡，但是鸡蛋通常是用来换日常用品和学习用具的，我们谁都不能吃，唯独父亲例外。每回他喝酒的时候，母亲总是要给他炒两个鸡蛋做下酒菜。我们围在桌子边上，一边咽口水一边眼巴巴地看着父亲一个人享用，谁都不敢伸筷子。实在有个胆大的，忍受不了这种掏心挠肺的折磨，想趁父亲没看见，迅速从盘子里偷一小块鸡蛋，其下场必定是被眼疾手快的父亲当场发现，并且一筷子把他打开。母亲也说：“这是给你吃的吗？”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父亲赚钱养家不易，吃点鸡蛋补补身体也是应该的。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我们也慢慢懂事并习惯了，只要鸡蛋端上来，我们会主动放在父亲面前。
父亲虽然严厉，但是从来不轻易打人。我唯一有一次被父亲赏了巴掌，是因为活没干好，拉墒（土话，也就是趟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了庄稼。庄稼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要给它适当地松松土，特别是雨后，土壤中会含有大量的水分，植物的根部如果长时间地浸泡在水中，就会因为缺少氧气导致烂根。我们趟地的目的就是使土壤变得疏松，用现在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增加土壤的氧气含量，便于植物根系的有氧呼吸，这样，作物才能长得又快又好。当时我在前面拉着牲口，父亲在后边扶着犁，我只顾往前走，没留神脚下踩到了庄稼。这可不得了，庄稼人本来就是靠地吃饭，我居然还往作物上面踩。父亲一气之下给了我一巴掌：“给你说小心着地里的庄稼，你怎么不好好拉啊！”如今一想起此事我还心有余悸。此后我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并懂得了一个道理：做错了事情不但要挨打，还得记住下次不能再犯。
泼辣的母亲
我的母亲没有名字，娘家姓张，嫁到高家后就叫高张氏，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母亲心地善良，为人爽快、泼辣，爱说爱笑，而且嘴巴不饶人。甭管自己说得对不对，她一天到晚总爱跟人唠叨。母亲这种外向的性格正好与我父亲互补，形成了一种比较默契的生活模式。
在村里，母亲是出了名的大善人，她刀子嘴，豆腐心。本来我们家就不富裕，但只要她听说谁家穷得没饭吃了，二话不说立刻给人送去小米或棒子面。每回村头儿来了要饭的，她也是第一时间给人家送去吃的。
父亲天天忙着种地、赚钱和村里的工作，家里全指望母亲一个人操持，照顾老人、拉扯孩子、料理家务，非常辛劳。母亲很勤快，她的手很巧，也会纺线，家里所有人的衣服鞋子全是她自己做的。因为没钱买布，做好的衣服从我大哥开始穿，他穿不下了给我二哥，二哥穿完了给我穿，我再接着往下传。所以需要母亲一直不停地给我们改衣服，帮这个孩子补补，给那个孩子缝缝。从小我们几个身上的衣服都是补丁摞补丁的，而且一直到很大了我们都没有穿过裤衩。
当时农村里没有医院和大夫，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家里，找来附近的接生婆帮忙。但听我妈说，生了我大哥、二哥后，再生她自己就能给自己接生了。临产前，母亲让父亲帮忙烧一锅开水，铺好干净褥子，旁边再准备好剪刀。等孩子一生出来，她自己左手抱孩子，右手拿剪刀给婴儿剪脐带，然后起身给孩子洗涮收拾，在家里稍事休息几天便开始下地干活了。母亲的这种坚忍刻苦的精神和处事的魄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的母亲可谓是一个可亲可敬的母亲。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由在农村的哥哥、弟弟轮流赡养，起初是让母亲在一家待一年，后来改为一家一个月。逢年过节、父亲祭日，一大家子人必须聚在一起，几十口人摆上五六桌饭菜，陪母亲好好热闹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