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足情深
我们兄弟姐妹是“金”字辈的：高金生，高金凌，高金谌，高金仲，高金栋，高金贵，姐姐高金英。七个人前后年龄大都相差两三岁，从小大家关系都非常融洽，没有吵架打闹之说，而且年长的两位哥哥都特别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大家互相扶持、相互依靠着才共同走到今天。
我的小名叫“臭头”，说起来很可笑，因为三大爷家和我家住对门屋，三大妈生的都是闺女，我们家生的都是小子，正好我又和他家的女儿同一年出生，三大妈便拿我开玩笑，说：“我家的闺女香，叫香头。你们家的儿子臭，叫臭头。”因此我就得了这个小名儿。其实父母也给我们起过小名，而且都挺好听的，例如大哥叫常在，二哥叫常林，我叫常青，老四叫常松……
后来等我去邻村上学，我的启蒙老师是位姓祁的女老师，她问我有没有学名，我想了半天，说：“我大哥的大名叫高金生，二哥叫高金凌，那我叫什么好呢？”祁老师看了看我，说：“这样吧，我给你取个名字，叫高金谌。”她告诉我“高金谌”这个名字的三个字分别由三个姓氏组成，但是组合在一起有什么具体意义她并未详细解释，只是让我回家问问父母，看她帮我起的这个名字行不行。我说：“那怎么不行，行。”于是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父母的淳朴善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成长，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一直有个概念：打架不好，欺负人不好，要诚实正直。所以别看我们家里半大小子多，但是谁都没有因为和村里谁家的孩子打架闹事而惹父母生气，而且大哥和二哥比我们这些小的更为懂事，他们在年少时主动帮忙做一些养家糊口的营生，替父母减轻了不少的生活负担。我记得哥哥们有给富裕的人家扛过长活，冬天的时候还跟着父亲到天津弹棉花挣钱。不过即使是这样拼命干活，我们这一大家子人的生活依然很清苦。
参加工作之后，我们几个过得都很不错，这完全得益于父亲当年对我们的教诲：“独立成长，勤劳朴实。”大哥高金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一名普通锅炉工人，勤勤恳恳一辈子，在快80岁的时候溘然去世；二哥高金凌，在市政四公司上班，由于工作认真务实，还曾获得过北京市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姐姐高金英，家在廊坊，辛苦了大半生，现在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相当幸福；老四高金仲，原来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工人，1960年左右回了老家，也是个安守本分的公民；老五高金栋，现在是我们村里的大队书记，日子过得红火；老六高金贵，生前在县里公安局工作，工作业绩突出，屡获好评，唯一的遗憾就是他去世得太早，56岁便离开了我们。
父母在世时，召开家庭会议说：你们都长大了，都成家了。虽说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家里人口众多，还是按照村里的规矩把家给你们分了吧！我率先表态：“一，这事儿我不参与；二，我什么也不要。听父母的，听大家的，该分多少家产，我没有意见。”分家时我没在现场，后听父母告诉我，共分我200元，由大哥和六弟给。知道后，我告诉大哥和六弟我什么都不要。所以我们在分家时，兄弟姊妹们也都是和和气气地坐在一起商量，没有像别人家一样吵闹打架。能做到这样的家庭委实不多，其中父母的熏陶乃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还有便是我们彼此特别珍惜这份难得的手足情谊。
父母离世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健壮，从来没有患过什么大的疾病。他老人家活到78岁，于1982年去世。当时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白天还在地里干农活，晚上回家一口气吃了好几个母亲为他烙的馅盒子，后半夜起来小便，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母亲赶紧喊我大哥过来，大哥立即跑过来把父亲抱上炕，但为时已晚，父亲此时已停止了呼吸。
后来听说父亲得的可能是脑溢血或心肌梗死。据说这种病说来就来，平时没有什么先兆，而且发病的时候最好不要翻动病人的身体。当时我们也缺乏急救知识，母亲看见突然瘫软在地的父亲，心里一着急，急忙喊对门屋里睡觉的大哥，大哥猛地把他抱到炕上，这个动作非常不利于病人的急救。不过就算抢救方法得当，按当时农村那么落后的医疗条件来看，恐怕依然无力回天。
父亲这辈子除了喝酒、抽烟这点儿小嗜好之外，对物质的要求很低。喝酒只喝二锅头，吸的旱烟是自己地里种的，自己晒烟叶，裁烟丝。父亲晚年的时候，我每次回去探望他，总是要带上两瓶二锅头，父亲一看见这个就高兴，什么话都没有。要是哪次我忘带，这就不好办了，任凭我怎么哄，他都不乐意，塞给他多少钱也不买账，纯粹是一个老小孩，和他年轻时严肃的样子截然不同。
在他去世的前半年，父亲自己慢慢戒掉了喝酒和抽烟的习惯。我说给他再带两瓶二锅头，他摆摆手：“不喝了，受不了了。烟也不抽了，受不了了。”所以说喜欢吸烟和喝酒的人，别人怎么规劝也戒不掉，关键是他自己感觉还没够，身体能承受得了，等到他们自己觉得受不了的时候，不用别人劝，他们自己就戒掉了。
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是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当时我在香河县检察院当副检察长，工作特别忙，每次回家看望他都要骑自行车走上25里地。现在想来也很遗憾，我们兄弟几个整日在外忙工作，不能陪在他老人家身边好好尽孝。每次短暂的探望，虽然父亲嘴上从未说过什么，想必他心中对我们还是非常挂念的。
父亲突然离世，没有留下一句话，这使得我们非常伤感。按照咱们中国人的风俗，父亲的葬礼算是喜丧,所以特别讲究，请了“吹班”，有拉二胡的、吹唢呐的、敲锣的、敲鼓的、打长铃的、独唱的等。出殡的前一天晚上要吹、唱到夜里十一二点，出殡那天上午八九点钟开始迎客人，吹拉弹唱，直到故人下葬方止。为了不让母亲太过于伤心，我们安排她在屋子里休息。母亲一如既往地表现得很坚强，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想她心里必定比任何人都要悲痛。
村里的乡亲们前来参加吊唁，基本上都是全家一起来吃白事宴席。我们在村里请了几个厨子来家里做饭，早上11点开饭，一直到下午4点，办了很多桌。办白事用的餐具都要自己家准备，因为年纪大的去世为“喜葬”，特别是姓高的和姓刘的人，所以来吃饭的人都在吃完宴席后把碗一起端回家。为此我们家一直不停地买碗，给来得更晚的乡亲们使用。这是我们村里的风俗。不过也有例外，如果姓“王”的人家办白事，他们的碗筷就没人拿了，因为“王”和“亡”同音，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忌讳这个。
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十几年，她去世的时候是89岁高龄。当时我们做子女的心情没有像父亲去世时那么难以接受。由于老太太在临终前没少受罪，所以觉得她走了反倒是减少了她的痛苦。因为过去母亲生病的时候，吃点APC、喝点姜糖水就能立刻好起来，可是在她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已无法将她送到医院去了，她已经不吃饭不饮水了。就这样，子女们守在她的床前，目送了老妈妈离世。
对于母亲，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在北京当兵的时候，特别是提干以后，我和两个在北京工作的哥哥经常请她老人家来北京四处游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母亲觉得儿子很为她争光，甚是高兴，逢人便夸奖我说：“我儿子在北京混得好，啥世面我都见过了，就是死了也不冤了。”
母亲临终前的一段时间，我已经被调回北京工作了，只要得着空，我便专门请假回家陪伴她。那个时候，母亲的大小便已经不能自理了，我给她擦洗身子，端屎倒尿，希望能减轻一些她的痛苦。母亲去世的头一天，我还在床前尽孝。第二天赶回北京开会，刚刚忙完当天的工作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