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我侄子中学毕业了，我就对侄子说：“走吧，咱们也去深圳闯闯去。”现在回想起来那会真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去的。很多人说：“你们天天练，练得挺好挺精彩的，你们干嘛要走啊，去哪呢？”“我们准备去深圳。”实际上我们对深圳不熟，也没有熟人，那真叫做闯深圳。别人都是投亲靠友的，我们可是举目无亲，全靠自己。
当时我带着妹妹、侄子还有妹妹的小外甥女，从北京坐上火车一路南下去了深圳。从北京到深圳的火车票相当不好买，连硬座都一票难求，卧铺票根本不敢奢求。我们普通人想买卧铺票得到黑市买，而且票价都翻倍。火车上的人特别多，站都站不下。挤了两天两夜之后，也就是1991年的7月1号，我们到了深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深圳正刮台风。我们就是应了这句话了——好汉子不挣有数的钱。就是我今天多干就多得，钱挣得瓷实。
一开始去的一个礼拜都没有事，得要先有住的地方，才能去联系演出的事。可问题是，七月份的台风很多。记得我们第二次去深圳的时候正遇上华东水灾，深圳大剧院门口也在募捐义演，我们拿着东西就去了，说：“我们只是给大家表演表演，来募捐个钱。”实际上也等于跟观众见见面，让大家也知道北京来了几个演员，因为让大家眼熟以后，才可能会有人找我们演。
我记得刚到那天是礼拜五，第二天我们就到锦绣中华去了。找到工作人员一问才知道，办公室的人都休息，要等礼拜一再来。礼拜一我们又去了，把我们之前表演的照片给他们看，然后讲解一下。表演部的袁主任，云南人，就问我：“你是北京人，老北京？”
“老北京啊。”
“我正想到北京去找你这么一摊节目。”
“是嘛。”
他说：“你能说能练啊？”
我说：“保证能说能练。”
“你说一个，我看看。”
随即我简单做了一番表演，主任就说：“行，好，你就不要答应别人了啊，国庆节开幕你就到我这儿来。”那时刚七月份，离国庆节开幕倒计时还有八九十天，经理问我：“你能在深圳待下去吗？”我很肯定地回答他，“能”。
因为还有三个月时间才能进民俗文化村，我们就去联系深圳的剧场。打算出去到歌舞厅去表演，那时候去了不少歌舞厅，有民族歌舞厅、水晶宫、不夜城、明星廊，当时深圳有三百多家歌舞厅，里头有一些嘉宾，唱歌的、跳舞的。他们是以场计算，收入比较可观，而我们在那演，工资却不高，还得坐车到城里头，因为大部分的歌舞厅都在深圳老街周围，坐车去还要带着道具。在歌舞厅演完了，道具还得拿走，不能在他那放。
我们四个人可以演杂技、魔术、气功，演完了以后一人可以拿到一百块钱。虽说一百块钱在当时来说还是不少的，可是还得在深圳找房子住，衣食住行车马费一算就剩下不多了。所以我们吃也不敢吃好的，只能自己做饭。
那会儿歌舞厅里头演杂技，还是一件新鲜事。因为广东人喜欢歌舞，但对杂技比较陌生。杂技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因为有的歌舞厅大，有的歌舞厅却很小，尤其那卡拉OK歌舞厅，还没有我现在的屋子大，想演点节目都很费劲。再说了，有的广东人很挑剔，要是节目不吸引人，那些挑剔的广东人就能把演员从台上轰下去。
无奈•歌舞厅表演
我们中秋节去的舞厅叫滨江歌舞厅，是哈尔滨的一个老板和武汉的一个老板合开的，观众以东北人居多。舞厅结构是狭长状的，老板把我们安置到舞厅中间，两头是观众。表演结束该发钱了，老板就开始处处挑我们的毛病：“你演的这个都是哄幼儿园小孩的，像刚才那魔术，大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立刻说：“我们还有其他节目。”没等我说完，老板就说：“你甭说还有没有了，你要是有能耐就把月饼变来。”我说：“是这样的，我不可能把超市、商店的月饼变到这来，对不对？你得给我预备一盒月饼，在大家看我的时候，然后我一抓，把月饼盒拿来，把月饼盒打开，让大家看满满一盒子月饼，让大家尝尝月饼。大家愿意尝的尝，不愿意尝的转回来。”他说：“那行。”我说：“你只要有月饼我就能够给你变出来，你要没有月饼我能变出月饼，那我就成了神仙了。”
这老板就是刁蛮，给他演了变出来了，大家也高兴了，可晚上演出完了还是拿不到工资。他问我们：“你们怎么不走？”“我们没拿到钱，明天还有地方演出呢，没时间再到这来拿钱。”歌舞厅这个地方，早晨不上班，下午也不上班，只有晚上上班。能把这钱要到手就很了不起了。
要钱很难，那些人说赖帐就赖帐，随便挑一个毛病就不给钱了，我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当时香港还没回归，深圳也很乱，尤其是在关外。每次遇到这样的不发钱给我们的老板，我总是好话好说，可实际不然，我们越好说话反而老板更加涨势，觉得我们好欺负。身在外地的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解决此事，便不了了之，自认倒霉。
这样的事情遇多了，再有人找我演出，我便要先看看老板的人品，再决定是否要演。有时碰到不好说话的老板，他们嫌我们演的时间不够，就觉得不应该给我们谈好的费用。三分钟能演完的杂技，他非要我们演5分钟。
可是演杂技就好比炒菜，把油放好了，油温够了，该出锅就得出锅了。这会儿吃可以，外脆里嫩，正好，如果非要多炒两下，炒老了咬也咬不动，味道也没了。这演节目也一样，一开始大家看着特精神，看什么都觉得稀奇，我们演得也特带劲，但时间拖久了，大家都审美疲劳，我们还有失手的可能性。
人的思维都不一样，有的老板了解这行，就不要求我们演得太多太久。有的老板不了解，总说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在民俗村外边演了二十几天的时间，我又回到了民俗村。恰巧又碰到了那位云南经理，开玩笑地跟我说：“你还在啊，我以为你走了呢。你还能有饭吃？”我说：“能啊，怎么的也得混个饭吃。”于是我就留下了。
要说订合同，那经理也不给写合同，总是拖拖拉拉的，到最后还是定了。因为他看到我表演之后就服气了，说：“我本来就想用你一个月，没想到你还挺受欢迎。这么着吧，咱们就订六个月的合同。”于是我们就签了。
我进民俗村以后，名气开始传播开了。后来，来找我的人络绎不绝，问：“老师傅您是哪儿的？”
“我北京的。”
“我天津的，您看见那大船没有？那是海上世界，我就在那二层开歌舞厅，您到我那给我壮壮门面去。”
“对不起，我在这演。”
这时候云南经理闻声来了：“老爷子，您可晚上别出去再挣钱去了，您在我这一个地挣就够了，别要钱不要命啊。”
就这样，有些老板天天来找我。这是我混好了之后。我们刚到深圳，每次去找歌舞厅的老板，老板都问：“你们练什么的呀？”“杂技。”“到我这歌舞厅，你看我那玻璃别给我砸了。”很看不起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