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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传奇“火叉乌”--乌兰德全回忆录 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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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盖楼速度快,要不怎么说“深圳盖楼三天一层”呢。后来都不是三天一层了,差不多一天一层。我们“民俗村”住的是一个九层楼,算上地下室一共有十层。条件还不错,屋内可以自由用电、做饭。后来出了火灾,这些就全取消了。因为整栋楼住的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也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所以吃饭口味也就不同。像河南人愿意吃馒头,可食堂里没有,就有老乡在楼里蒸好了来卖。可是这样大家都开始做饭,产生的垃圾也就多了,相应的危险也多了不少。

深圳的条件是不错,可我们刚去的时候总停水,连洗澡都不方便。我最怕停水,因为天气本身就热,表演时又出很多汗,演完了身上都酸了,回来想洗个澡还经常没水。有时候停水还不是停一天,是一个礼拜都没水。我们只好打井,打出水来再搁点白矾,水就变成蓝的了。深圳的水靠海,不仅是不能吃,连衣服都不能洗。

广东的饭菜也吃不惯,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做。1992年我把母亲接过去小住了一段时间。她天天拿炒菜的电炒锅给我们烙饼,一烙就是一摞,午饭、晚饭吃的都是烙饼。我们经常吃面食,因为面食耐饿。

“锦绣中华”比“民俗村”建得早,香港人管它叫小人国,实际上那就是微缩景区。“民俗村”是后来建的,所有建筑物都是1:1的比例,这里头各个民族的特色都有。民族歌舞、音乐喷泉、瀑布、千手佛等等应有尽有,里头还有灯光和烟雾。这些之前我都没见过,因为要晚上十点钟才演,可那时候我都睡觉了。所以我每次去得都很早,天一黑我也表演完了,有时候要求参加游行就得加班,围着蒙古包游行两圈。“锦绣中华”里还有模型车,车与车之间还有各民族的歌舞表演。

“民俗村”里是按各个民族分的景区,整齐划一,错落有致。以前去的其他地方,一般都是观众走着游览景点。可“民俗村”的景是活的,观众在观赏台上观看。那还有主席台,如碰到外国游客,就在主席台多添一把椅子,跟人家说:“这是首长坐的。”其实无论谁先来都可以坐,只是这样能表达我们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一种友好态度。

我在“民俗村”演出有固定地点、固定时间,就是没有自己的休闲时间,一天从早到晚,特别累。每天早晨都是精神十足地来,到了晚上往回走的时候都是有气无力的,为什么呢?每天都演个十场八场的。

1991年10月,我在深圳中国民俗文化村表演“耍坛子”

每天早晨六点钟就要起床,吃完早饭就得到场地那去。那有人造草坪,就在草坪上打跟头,练中翻。我们带去的小孩,开始的时候倒立、翻跟头水平还很低,但是在“民俗村”没多久就大有长进。在那种竞争激烈的地方得要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不提高技术水平的话就要被淘汰。全国有四五十个杂技团,西安的、上海的都与我们竞争。但我们的经理说:“你们都不要争,他们的技术不是一流的,但他们的精神是一流的。你看见没有?从早到晚天天如此,你们谁也比不了。你们到这来,别说演出了,就在这待你们也都待不了。”确实是那样,因为天气太热,太阳晒得石头都是烫的。

在外打工确实不容易。我就发现一些打工的年轻男孩、女孩,住的都是铁皮的房子。一到夏天,铁皮房跟蒸笼似,我刚来的时候,他们想给我安排这样的房子,我一听就不去,觉得宁可贵一点也要住好一点的。就那铁板房怎么住呢?洗澡、喝水都是大问题。

有一次,遇到一个印度尼西亚的旅游团。他们下台阶到我们表演的场地,说:“听说你们演得很好。”我们理解错了,以为他们说我们演的少,其实我们演得一点都不少,到最后把中翻、高车踢碗、扛梯、晃梯好多节目都加上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想让我们为他们按摩腰腿,他们认为我们气功师技术高。

由于观看人数众多,一不小心就会碰到周围的观众,也容易弄伤自己。一次就是自己把胳膊刮开了,还有一次就是手里的叉子飞了出去,碰到了别人的脸,我妹妹过去看了一下情况,好在只是磕了一下,问题不大,就私人了结了。

有一次我们庆祝傣族的泼水节,当然也是我们组织的,所有演员互相泼水,演给游客看。有一个蒙古演员叫斯仁,他追着另一个演职人员泼水,记得那天是个阴天,气温又低。有个香港人正从那过,不偏不正就泼到香港人身上了。当时这个演员吓坏了,把借的军大衣赶紧给人家穿上,还全程陪着他们玩。在那个地方表演,真得注意。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赶上阴天降温,泼水节只能是象征性地泼点水,不能真拿脸盆去泼,不然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深圳好体制

在深圳干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去美国了。

公园去一次去两次还可以,去十次也行,但再去多了就没意思了。“民俗村”也是这样的,后来慢慢地人也少了,再加上深圳又建了欢乐谷和世界之窗。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和“民俗村”终止了合同。因为“民俗村”考虑到经营模式,觉得要更换节目了。后来他们就换了曲艺、京剧、杂技等等的节目。

这四年在深圳“民俗文化村”的演出,感触最大的是:深圳用人是“量其才,录其用”,比内地要好一些。

1992年春节,我在天津买了十几箱风车和空竹(缺点全是单轴的不好卖,损坏率大)。1994年我要离开深圳去美国了,我把风车、空竹卖的四千多元钱全部买了荔枝分给大家吃。因为我们是7月1日离开香港去美国的,自从1991年在深圳过春节,员工之间就互送红包互相拜年,各民族员工和保安(没结婚的就要给红包)“老师傅新年好”、“老爷子新年快乐”这样互相问候,一上午要送出去几千元,可是到吃中饭这些钱就会返回。因为香港、马来西亚的观众看完表演也互相问候给红包,很有亲近感。我把余下来的风车、空竹带到了美国,在唐人街上卖风车和空竹的声音确实有中国气息,风车是泥土的,空竹是竹子的。

初到中华城

离开深圳后,我就去了美国,感受到了美国和中国的不同。尤其是时间观念完全不一样。再后来,我又去了巴基斯坦,在那我有了人生难忘的两次经历,还感受到巴基斯坦是个特别的国家。 

我离开深圳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了不足十块钱,可是我一分钱没花,还赚了几万块回来。

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经打听才知道美国有个“中国城”。那有杂技、歌舞等表演,中国城在佛罗里达的迪斯尼,专门请中国演员去表演。这个“中华城”旨在介绍中国,观众以华侨为主。那会美国有两个中文电视台,一个是北美卫视(属国民党),一个是东方卫视(属共产党)。其实是哪个党的都没关系,这些电视台只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很少涉及政治内容。

1989年7月,我(左)与侄子(右)在陶然亭公园表演飞叉对练

“中华城”有好几家演杂技的。有吴桥一家姓江的,他们家主演蹬大缸;有锦州的,演拉弓、飞人;安徽的一家,演软弓、双人、三人、四人造型,一共姊妹四个;还有我们一拨演中翻,我们就在一进大门的地方演,大家就这样各据一地表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