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说“长姐如母”，大姐就像母亲一样地呵护我，我小时候到北京演出话剧的时候，大姐还专程看我的表演。后来我到北京求学也是住在大姐的家里，大姐给予了我细心的照料，让我能够安心地学习和成长。后来，我到西藏工作，又把孩子交给了大姐，她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像照顾我一样地照顾着我的孩子。直到“反右”中大姐夫受到冲击，孩子又转到史家胡同人民艺术剧院四姐家。“文革”后，我们才不得不把孩子接到西藏。我永远都感念大姐和四姐的恩情！
我的二姐是搞文艺的，她有自己的艺名，一个艺名叫“维拉”，还有一个艺名是“端木兰心”。二姐长得很漂亮，身上有一种高贵典雅的大家风范，这是很多人都羡慕她的地方。她演戏的时间比较早，参演的话剧和电影也很多，相对来说在演艺界也很出名。二姐在上海的时候就和黄宗英合作过，她们还是要好的朋友。黄宗英也是一个出色的演员，在上海的文艺圈里很有名气。
二姐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孩子，她身上有着一种知性女人的气质。可以说二姐对我的教育、熏陶和引导使我成功地走上了艺术道路。我之所以要上北京求学发展也是因为二姐的建议，她凭借自己对上海的了解，给我指出了一条更为宽阔顺畅的道路。后来二姐也来到北京发展，她和金山、孙维世都是青艺的演员，二姐和他们也结下了深深的友情。二姐六十多岁就去世了，去世前我们还照过一张相，那时的二姐憔悴消瘦得让人心疼。在我的印象中她永远都是那么的美丽大方，像一朵永不衰败的玫瑰花。我感谢二姐对我艺术事业的提携，她在我心底就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
我的三姐灿虹16岁时就去学护士了，她是一个独立而有个性的人，这一点我一直都很敬佩。三姐结婚比较早，三姐夫是国民党空军部队的军官，解放前夕，他们将要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还回上海探过亲。那时我还小，无法体会这一别到底意味着什么，就仿佛和往常一样不久又会见面的。如果我知道这一别之后，我们需要用四十年的时间去等待下一次的重逢，我当时肯定不会轻易地让三姐走。三姐到台湾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那时候国共对立，他们是国民党的人，我们属于共产党这边，如果我们姐妹之间有联系，家人就会受到牵连和冲击。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寻访三姐的消息，但是她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杳无音信，我也以为今生无缘再见了。可喜的是在失去联系四十年后我们又见面了，虽然我们都已经白发苍苍了，但是我仍然感激上天安排我们姐妹重逢。关于我们姐妹重逢的故事，以后还会专门提到。
我四姐也是从事文艺工作的，在上海的时候就演过戏，后来曾到香港演电影，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发展，在人民艺术剧院当演员，直到退休。四姐的工作一直比较稳定，几乎没有离开过北京。在我去西藏工作期间，我的两个孩子主要是由四姐和母亲共同照顾的，四姐自己本身也有三个孩子，再加上我的两个孩子，可想而知这五个孩子耗费掉四姐的多少心血。四姐不仅要工作，还要照顾这么多孩子，我想换做是我的话，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四姐为了支持我的工作付出了很多，对于四姐的恩情我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和弥补的。
后排左起：四姐、母亲、七姐；前排左起：四姐的长子、四姐的三子、欧阳莉莉的儿子葛洪
我的哥哥姐姐
我七姐一直在上海生活，她也从事过文艺工作，我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七姐给我做的，七姐会踩缝纫机，她会给我做些连衣裙什么的。因为我总是演出，所以她就给我做得漂亮一点。七姐是一个耐心而细腻的人，在我的印象中她总是像变魔术一样给我做出很多让人羡慕的漂亮衣服，这也是我自信和成功的一部分因素。后来我到北京发展后和七姐的接触就相对少了起来，但是七姐是我遥远的牵挂和思念。现在七姐生病了，住在上海的敬老院里，我到上海还会去看她，她很清楚地记得我。我在她们住的院子里跳了舞，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
我的九姐也就是我常说的小姐姐，她在上海读书时是学生会的干部，抗战胜利后经常去街上参加社会上各种庆祝活动。那时我正忙于拍戏，没有时间跟着她去上街活动，但是我很羡慕她的活力和组织能力。九姐的年纪和我相差四岁，因为这原因，我们在1950年时一起到了北京求发展，我进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她应该是参加工作了，这段历史我记得已经不是很清楚了。
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叫欧阳熹，一个叫欧阳焘。欧阳熹是我的大哥，也就是二房的哥哥。他也是从事文艺事业，艺名叫“江山”，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他工作的时候还不叫上海电影制片厂，他一直都在上海生活。我二房母亲的孩子都一直在上海，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刚解放的一段时间，我们整个大家庭都住在一起，后来才慢慢地分开的。我的亲哥哥叫欧阳焘，他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后来从部队里回来后也演过戏，他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的冲击，这是他的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也不想再提。
1940年，欧阳莉莉与大哥欧阳熹
大上海的小童星
说起20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大家可能都会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那个年代的上海总是被人们加上“浮艳”、“沉沦”、“纸醉金迷”等标签。但在我的印象中，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那么的真实亲切。那里的人也是努力地生活，他们也有柴米油盐的困扰，也饱受时代变迁的痛苦。上海，只是在某个历史时期，无奈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大家的误解。我对上海，爱得深沉！
上海是文艺事业发展比较早的地方，我们家又有很多从事文艺的哥哥姐姐，所以，我从事文艺就是顺其自然的事了。随着我接连拍摄了很多电影和戏剧，大家也都把我当成了“小童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也扎下了从事演艺事业的根。
苏民小学
学校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也是如此。我的小学是在南京路上的苏民小学上的，那个小学不大，学校的布局和具体的样子，我都记不清了。小学生活就像一曲轻快愉悦的童谣，明快嘹亮，只要几句歌词就可以把每个人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苏民小学离我们家很近，我一直都是走读的，直到进修高中，学校距我们家都不是很远，所以我从来都没有住过校。一开始上学，可能是家长送我，后来我就可以一个人去上学了。刚开始上学，我并没有像有些小孩似的不愿意去，一方面家里人觉得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得上学；另一方面，哥哥姐姐也都是上过学的，我没有理由不去；再就是家里也没有困难到一定让我退学去工作的程度。
我的一日三餐都是在家里吃的，没有往学校里带过饭，家里总是给我做好了，我一回来就吃。早上上学的时候，如果我来不及吃饭，父母就给我几分钱去买个大饼或油条之类的，当时整个上海都是这样的。反正我对一日三餐，没有发过愁。我也没有挑食的毛病，没有这个不吃，那个也不吃的。
虽然我一直在演戏，但是并没有怎么耽误学习。我一般都是用周末或者寒暑假的时间排练，那时也没有大段的戏需要我演。我小时候的记忆力很好，告诉我一段台词马上就记住了，也不用特意花时间。演话剧很简单，导演给我规定一个情节，告诉我什么时候上场，什么时候下场，我只要胆子够大，不怯场就可以了；演电影的时候更是这样，一段词说完了，就是说完了，也不用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