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29日，欧阳莉莉（前排中间）和父母在上海的全家照
父亲是1956年去世的，那时我们正好要调到西藏，去西藏之前大家都在成都集中，以作休整。当时我们已经按西藏的标准发工资了，实际上就等于我们是西藏的人了。在成都的时候，组织上让大家都回家看看，于是我和爱人葛敏专门到上海去看望父母。那时候父亲已经病得很重了，他看到我后就不停地流眼泪，父亲哭得很伤心，我的心也像刀绞一样难受。我是家里最小的女儿，父亲向来比较疼爱，况且恐怕他也知道自己不行了。
我看着满脸泪水，一身病痛的父亲，极力地想安慰他，可是我又不知道说些什么，我只能拉着父亲的手，坐在床边默默地陪着他。父亲的手已经不再厚实温暖了，他再也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紧紧地拉着我，再也不能在冬天的时候给我暖手了。父亲现在就是一个需要子女呵护的孩子，他是那么脆弱，那么渴望别人的关爱。我想一直留在父亲的身边，陪着他度过一个个漫长而清冷的夜晚。
可事实是我并没有在家停留很长时间就回到成都了，不久就进入了西藏工作。那时候“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我们首先奉行的准则。看着病入膏肓的父亲，虽然我的心中有万般的不舍，但是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跟父亲告别。没想到，这次成了我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我到西藏不久，父亲就去世了，那时我们刚到西藏，正忙于成立西藏歌舞团，有很多事情急于去做，所以我没有回家。
我没有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没有给父亲送终，但是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这批年轻人想的都是怎么报效国家，怎么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力，真有点“舍小家，顾大家”的意思。我想父亲是能够理解我的，虽然我对父亲怀有深深歉疚，但是我也只能将这种歉疚埋在心底。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曹景孟，是一位家庭妇女，她身材适中，年轻时应该也很漂亮，在她身上散发着一种贤惠大方的气质。那个年代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有裹脚的习俗，母亲也裹过小脚，因父亲比较开明，就让我母亲放开了裹脚布，使她走路更轻便了。母亲结婚后发型也有所改变，将前额的发际线刮成方形，这样就代表着结婚了。母亲应该是一位大家闺秀，因为我在一张她和父亲的照片上看到她穿着很华贵的丝绒挑花的黑色衣服，父亲则是穿着老式的大马褂。
1932年，欧阳莉莉的父母在青岛时的合影
母亲生了八个孩子，解放初期，大家听说当时苏联由于人口少，所以鼓励生孩子，生孩子比较多的人就被称为“母亲英雄”，因此我们都说母亲是“英雄”。
1972年，母亲在北京颐和园游玩时留影
母亲在父亲去世后就到北京给我们看孩子，我们姐妹的孩子母亲都看过，尤其是我的两个孩子更是让母亲费尽了心思。那时候我和爱人都在新疆、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工作，无法回去照顾孩子，母亲就担起帮我们照顾孩子的重任。我二儿子由于高烧患小儿麻痹之后，母亲一个人带着一两岁的小儿子四处求医。母亲走路不是很方便，年近古稀的她硬是一步一步地走过了那段艰辛的日子。对于母亲的这份恩情，我永远都无法偿还，因为我欠着母亲太多的养育之恩！
母亲生病是在1975年。那时我们刚从西藏回来没多久，住在歌舞团一间像办公室一样的房子里。我们住的这间房子还算是比较大，除了搁一张大床外，还可以再放下一张小床。那时我们总是有很多演出，我们就把母亲接过来，希望她能来看我们游园演出的活动。母亲也是一个爱热闹的人，有演出之类的活动她也很愿意去看，我们就想让母亲过来热闹一下。
我们家有个九英寸的小电视，单位除了食堂之外，就只有我们家有电视了，每天晚上楼里很多人都跑到我们家看电视。母亲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大家都挤在一起，屋里空气不流通，母亲就犯病了，有点气喘。我们单位有一个舞蹈队的队长，一看我母亲不行了，赶紧把我母亲从楼上背下来，正好我们团有车，就直接把我母亲送到了阜外医院。
那次母亲前前后后病了一个月，不过还算比较好，抢救过来了。当时母亲的大便有点儿发黑，医生认为她有点儿便血，因此不能吃东西，这可把我母亲给饿着了。平时我母亲的饭量还是较大的，这次在医院连着饿了几天，只能打点滴，还要验血、做检查，这也稍微折腾了一下。母亲住院后的病情还算比较稳定，平时都是我大姐和四姐轮流去医院值班，周末没有演出安排时我就去医院照顾母亲。那时候还没有护工，平时都是护士照顾着，家里人拿点吃的过去。
母亲本身就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老年人的综合性疾病，偶尔哮喘很厉害。我还记得母亲去世的那天我把大姐带来的烧鱼汁喂给她吃，我问她：“怎么样啊？如果好吃你就动一下嘴。”那时候，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到了晚上母亲就不行了，虽然医生尽力抢救，但母亲的心脏还是停止了跳动。医院已经提前通知了家里人到场，我们都见到了母亲的最后一面。前一天的时候，我外甥、外甥女婿还到医院里来看她，她当时的精神很好，还能说话。我的外甥们还说：“外婆真不错！”可是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才知道那是“回光返照”。
母亲去世的时候，已经80岁了，那个年代的80岁就相当于高龄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晚上，我还得接着演出，因为演出临时找人已经来不及了。我就带着满心的伤痛去演出了。我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把节目演完的，只知道母亲再也不会回来了，以后我也是没娘的孩子了！虽然我有了家，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快地离开我。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一直在母亲的呵护下成长，什么都不用愁，什么都不用管，哪怕是我的孩子也依然让母亲操碎了心。可是母亲不在了，母亲真的不在了！
给母亲办后事的时候，福利委员会来给我们送福利的补贴，这让我很欣慰。当时我们拒绝说：“我们从西藏回来的工资都还有，我们不能有存款还拿着公家的补贴，我们也不困难。”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大家都是这种思想，我们也是这样。最后拿没拿钱，我忘了，反正我们为组织上这么关心我们而感动。
人家都说“母爱似海深”，这一点我想每个做儿女的都能够感受到。我的母亲不仅为了我的成长呕心沥血，也为了我的两个孩子费尽心思，像我们兄妹八个的孩子，母亲每一个都细心地照顾过。我真的为拥有这么一个伟大的母亲感到骄傲，也想为天下所有的母亲颂歌祈福！
我的哥哥姐姐
我家共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其中十个姐妹，两个哥哥，我是最小的。因为我们家的女孩多，所以女孩就单独排行，没有把男孩插进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是我母亲生的。四姐出生以后，父亲才有了二房，二房一共有三个女孩一个男孩。二房的孩子都比我四姐小，他们出生的准确年代我已经记不清了，现在他们也都已经去世了。接下来的七姐和九姐是我母亲生的，我还有一个亲哥哥，细算起来，二房的哥哥要比我的亲哥哥大，也就说二房先有了男孩。
我们家取名字都是有“字辈”的，我们都是“灿”字辈的。我大姐叫“灿霞”，二姐叫“灿云”，三姐叫“灿虹”，到四姐的时候就叫“雪珍”了。我的大姐比我大二十多岁，她的孩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大姐的事情我知道得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早年也从事过文艺，但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涉及一下，后来就跟着我父亲做会计工作。大姐在青岛做会计的时候认识了大姐夫，大姐夫是北京人，婚后大姐就跟随大姐夫到了北京。那时大姐在黄河救济总署工作，这个部门属于傅作义部队管理，北平和平解放后大姐就成了起义人员。此后大姐的生活还好，我们在西藏的时候，大姐也经常帮我照顾孩子。后来，大姐夫在“反右”中受到了冲击，大姐也受到了连累，现在大姐夫和大姐已经先后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