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前也并不太了解他，但是他总是在业务上、生活上、政治上关心我，有时候还问到我家里的情况，也没有别的意思。每个女孩儿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爱护吧，我也觉得有这样一个人关心我，对我好，是件很好的事情。当然，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很关心我，有些是共青团员的年轻的异性，也有对我比较好的，但是我都是一般地跟他们说几句话。因为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小时候演过戏和电影，他们对这方面很好奇，因为很多人都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而我对上海的艺术生活接触得已经比较多了。所以，他们也都愿意跟我接触和一般地交谈。
想当年我们都是年轻人，有着一怀的情思和满心的痴想，爱情这个美好而炽烈的名词，扰乱了无数人平静如水的心。不过话虽这么说，16岁的我没有太多的想法和感慨。在家人的精心呵护下，我的心灵纯净而高洁，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年轻人是不允许谈恋爱的，但是也没有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似的明确规定。因为大家都很年轻，相互之间爱慕和交往都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歌舞团也没有说这方面到底允不允许。
我这个人一向都是个马大哈，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敏感，包括爱情。但是爱人频繁地在我的视野中出现，而且每次都是那么亲切地关心我，我才逐渐意识到他在有意接近我。他是戴爱莲先生的业务秘书，有一间单独的屋子，屋子就在我们舞蹈团的大院里面。那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没有楼房，大家都是穿插着住。有时候他就会说：“你没事的话，就到我这里来坐坐。”他还会让我多看一些书，给我讲一下政治上的事情，这算是在政治上关心我。有时候，他会叫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有时候就只有我一个人。当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情况，即使有人来敲门找他，他也不会说：“你先别进来！”
我的恋爱
他那时已经入党了，并且总是帮我，在政治上关心我，所以我在心里对党员有一种由衷的崇拜。我记得那时候《毛泽东选集》很难买到，而他们家就有一本，他就把那本《毛泽东选集》送给了我，我一直都说这是我们的定情信物。这本《毛泽东选集》在我心里的重量绝不亚于以前姑娘嫁人时的聘礼，这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在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从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他家还有很多奇怪的小玩意儿，比如说纸做的小人，一拉线舌头就伸得很长。我那时候还像小孩儿一样，所以挺喜欢这些东西的，这些小玩意儿给我带来的乐趣也无形中给他加了很多分。
相处久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他开始成为我心底深处最温柔的依恋，我已经习惯了他的照顾和问候。但是我们还没有明确关系，也没有专门的表白，仿佛只是在心中有一个无名的约定一样。记得有一次在一辆大卡车上，我们团可能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去的人很多，大家都挤在一辆车上站着。突然，他贴近我的身后，悄悄地拉着我的手，没人能够发现。我当时既紧张又羞涩，但并没有觉得奇怪，发展到这一步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我开始意识到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他想看看我的反应。如果我要特别反感的话，就可以把手抽掉，但是我没有拒绝他，我知道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其实，我在心底早已经选定了他，就像辛弃疾的《贺新郎》里说的那样：“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从那以后他就知道了我的心思，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开始拉近了。
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的发展后，有时我节假日回家比较晚，他就约我。那时的电影很少，我们应该偶尔也去看过，除此之外，也没有特别浪漫的事情发生。当然，我们经过这种接触后，再谈就进入更深层次了。我知道他12岁就出来工作了，当时他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姐姐。他的生活经历让我既佩服又心疼，相对于我来说，他的确是个坚强的人，值得我去依靠。等到我去舞蹈研究班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明确了。在舞蹈研究班放假的时候，我们会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或者我从家里回来稍早一点儿的时候，也跟他见个面。我们真正确立关系是在快要调动工作的时候，他希望我跟他在一个单位里。由于之前我们有过一些接触，当时也没有说一定要结合，我并没有想那么远。可是，由于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和他的恋爱关系就正式确定了。
我的婚姻
北宋李之仪的名词《卜算子》言道：“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爱人的执着追求，打动了我的芳心，让我在花一样的年纪有了一段甜蜜的爱情。随着我们感情的升温，更重要的是分配工作在即，为了生活工作在一起，我们选择了结婚。这样，我在舞蹈事业小有所成之时又收获了一个温暖的家，我是幸运的！
我和爱人的恋爱过程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感觉，就是彼此的感觉还好，当然在这种平淡的过程中，我们彼此的心里也会衍生出无限的柔情、千回百转的思念。虽然没有海枯石烂的誓言，也没有浓烈痴醉的过程，但是我们都有一颗真挚淳朴的心。我想这就够了，这两颗质朴的心足以支撑我们走完以后的漫漫长路。
1953年秋，欧阳莉莉（前排左）、母亲（前排居中）、大姐（前排右）和爱人葛敏（后排左）、大姐夫（后排右）在中央民族学院宿舍门前合影
由于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我就把他带到我们家，我说：“我们家是比较主张自由的，没有什么限制，但是我得让你去见见父母。”当然，我爱人也很愿意去。我当时也没跟家里说明白，只说：“我们单位的同事要来。”但是他们一看，就知道什么意思了。父母见他来到家里后，就问我关于他的情况。我说：“他是党员。”父母就说：“你要是觉得可以，那你们就交往吧。”父母并没有反对，都是让我自己考虑。我当时觉得爱人挺好的，再加上有一个工作调动的原因，因为组织上准备成立中央民族歌舞团，我的爱人是骨干，就把他调去参与筹备中央民族歌舞团成立的相关事宜。那时我也将要完成在舞蹈研究班的学业，如果不和我爱人结婚，我就要回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了。那时工作的调动需要很复杂的手续，我爱人又希望我能和他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决定结婚了。
我在结婚前还征求了崔承喜老师的意见，我跟老师说：“我要结婚了。”她很支持我，她说：“漂亮的女孩子，早一点结婚好，要不然后面找你的人太多了！” 崔老师选择演员也特别喜欢漂亮的，我们班的同学聚会时还都说：“当时你多漂亮啊，崔老师就喜欢你这样的。”我所处的那个年龄段，正是少男少女钟情怀春的时候，相互追求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一结婚，就排除了很多异性的干扰。当然，后来也有人家不知道我结婚了，想跟我接近的事情。
1952年，欧阳莉莉与爱人葛敏新婚后留影
我结婚的那年刚满18岁，当时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女方18岁，男方20岁。虽然我还差几天不到18岁，但是我们依然顺利地领到了结婚证，可能当时要求也不是很严格吧。领结婚证后，我们择日举行婚礼。结婚的那天是1952年7月26日，星期六，应该是个双日子，我之所以清楚地记着这个日子是因为我们结婚的那天白天要举行毕业典礼。对于我来讲，那也是很忙的一段时间，既要准备毕业也要准备婚礼。我什么都没有管，只是穿了一件二姐送的带红点的丝质短衣，再加上一套灰色的干部制服，这就是我的新娘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