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欧阳莉莉出演电影《蝴蝶梦》
1948年的时候我出演了《情天劫》，张帆、项堃等主演。这部戏对演员的要求更高一点。我在演出《情天劫》的时候，就得按照角色的要求，仔细揣摩一下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台词也是要在理解人物感情的基础上才可以说得很到位，这对我把握人物的性格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不过，我也没有遇到更复杂的感情变化的戏，也没有谈恋爱的戏份，因为我演的都是青少年时期，人物还比较单纯。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旅剧团和人民艺术剧院的一次聚会上见到了主演张帆，她那时还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当我们谈起过去演《情天劫》时的情形，大家都还记忆犹新，我还保留着当时的剧照，可是她已经没有了。所以她把我的照片都拿去翻拍了，因为那时候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扫描。
1948年，欧阳莉莉（左）与张帆出演电影《情天劫》
早在1947年前后，我就参加了由地下党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少年剧团”，排练话剧《表》和《小主人》。那时还有童星赵青、叶小铿等，我们一起参加了义演。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那时我已经十五六岁了，所以这段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这也是我最早接触进步的团体和组织，为我以后事业的发展也奠定了一个积极向上的基调。
1949年9月-11月，话剧《表》的特刊（右上角为欧阳莉莉）
我没有受过专门的表演训练，也没有看过专门的书。其实那时候就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国戏剧理论家）的表演体系，但是我没有深入地接触。另外，还有很著名的导演黄佐临，他和我二姐认识，也特别喜欢我。但是我没有出演过他的戏，他也没有专门为我设置一个角色，这对我来说不能不是一个遗憾。如果我能系统地学习一下，很可能就一辈子从事演艺事业了。
不过，我接触的这些人艺术成就都比较高，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他们的话会感染我，或者我说的话不对，他们会马上纠正我，这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提高。所以，我很快就适应了演戏的要求，我也没有遭受过“不行，重来！”的待遇。他们对孩子的态度一般都是鼓励的，比如他们会说：“这个孩子很有发展，应该更好地造就！”但是，那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阶段，我也为当时没有更深入地学习觉得惋惜。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和家里人都有了从事艺术行业的想法。我们都觉得现在应该好好学习，以便将来有机会深造，从而能在戏剧或者电影界有更好的发展。虽然我有这种想法，但是信念不是很坚定，因为我还小，都是家里人来支配我的生活、学习和工作。那时候又没有戏剧学校、话剧学校、电影学院，要是那么早去学艺术的话，就等于要脱离正规的学习了。后来我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的时候就是这个情况，到现在我都想，我应该把高中念完，再转进电影学校和戏剧学校，也许会更好吧？
初中时的两大变化
我上初中的那个年代是中国的大动荡期，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整个中国都像是风雨飘摇中的一片树叶，稍不留神即有可能萎顿落地。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就展开了长达三年的内战，一场血与火的厮杀让整个中国又陷入另一场危机之中。但可喜的是，每次战争都最终以圆满的形式结局。虽然我不太懂这些，但是我毕竟亲身经历过，我还是说一下，我所能感觉到的变化吧。
变化之一：抗战胜利。因为当时年纪还小，抗战胜利对我的生活影响并不大，我的姐姐感觉可能会更深刻一点。我九姐是进修中学学生会的，她和她的同学们都有着进步的思想，他们总是上街敲锣打鼓，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我的社会活动并不多，除了演戏就没有别的了。我的二哥参加了新四军，那时家里可能跟进步人士有些联系，他们也会到家里来。当时我九姐还被国民党反动派带走审查了一段时间，看她跟共产党有没有联系。
1946年我12岁，对政治一点都不懂，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印象，反正就是随大流，整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怎么样做，整个大形势是怎么教育我们的，我们就跟着大形势走。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身份，如果有地下党或者秘密的身份也不敢暴露。
变化之二：解放军进驻上海。1949年解放军进驻上海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好奇，我们就从楼上往下看。我们看见解放军穿得整整齐齐的，还打着个背包，都非常地守纪律。当时我并不知道解放军进驻意味着什么，我姐姐她们已经属于工会的活跃分子了，可能也是由地下党领导的。她们经常出去参加各种活动，打腰鼓、扭秧歌，欢迎解放军进驻，我想这肯定是有人组织的。我姐姐参加的活动我都没有参加，1949年到1950年间我正忙于参加《表》和《小主人》等话剧的排练演出以及学校的学习，所以就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顾及别的事情。
短暂的高中
我只上过一年的高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缺憾，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希望能够多学一点文化知识。然而，人生就是这样，不可能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这就好像你走在一条漫长坎坷的路上，路上有很多岔路口，你可以选择向左走，也可以选择向右走；你可以越过高山，也可以跨过大河，但是你绝不能回头。
1949年秋天我进入进修学校高中部学习，那时我二姐在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跟金山是一个单位的，金山就是电影《夜半歌声》的主演。我二姐参加了由孙维世导演，金山主演的话剧《保尔·柯察金》，在里面演了一个性格开朗的大胖厨师。二姐觉得上海的环境比较浮华，不适合我的学习和深造，她就建议我到北京上学。那时候我正处在花季少年时，比较纯洁，但是在演艺圈中，家人就怕我受点污染什么的。当时就有“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第8连，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上海的确是个浮华的地方。
北京整个城市都比较朴实，文化气息也更浓厚，当时北京有很多知名的院校。北京不仅是古都，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很多知名的人物都生活在这里。再加上我的大姐也在北京定居，如果我去的话也有人照顾。所以二姐跟家里商量后，1950年暑假我就跟我的九姐一起到了北京。这样我只读完了高中一年级，就不读了，我在进修高中的生活也就结束了。
1950年7月，欧阳莉莉（左一）在离开上海前夕与家人留影
结缘舞蹈遇上爱
人们常用爱情和事业来评价人的一生是否成功，虽然这个衡量标准还有待商榷，但这两样东西的确是人生不可缺少的。
当一直怀有演艺梦想的我，来到北京这个气势恢宏的城市之时，我希望能够在“皇城”中让这个梦想继续飞扬。可是命运总是不听从人的指挥和安排，机缘巧合之下，我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从此我的事业转弯了。
细思慢想，能够和舞蹈结缘也是命运对我的眷顾，因为我在这里寻觅到了我一生的伴侣。我们的相识平凡简单，没有一见钟情似的浪漫，没有戏剧性的悬念；我们的相恋也很正常，他对我好，我也习惯了他对我好，并且只接受他对我好，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们一起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虽然没有“海枯石烂”的誓言，但我们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