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以后的舞蹈表演中，我不仅仅是将舞蹈作为自己的职业和工作，而且还始终将舞蹈表演当做自己追求艺术的实践活动。只要有舞台的演出，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我都会愉快地去接受，并且竭心尽力地按照艺术的最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渐渐地我开始明白：集体舞是一门配合的艺术，主要体现在队形的排列变化与组合造型上，无论演员是在红花的突出位置，还是处在绿叶的烘托位置，都是艺术整体的一部分，缺少了哪一部分都不完整。
我还喜欢教中国舞的刘玉芳（男）老师，我们学习《起霸》这段戏时，仅一个“冲身”与“亮相”，他就讲得十分仔细。刘老师让我们把手、眼、身、法、步，结合得更巧妙，眼睛还要炯炯有神。我也很喜欢青衣、花旦的各种身段，加上人物性格略带表情的训练，使我内在的艺术修养得到很大的提高。开始训练朝鲜舞时，我感到比较缓慢和枯燥，可是越练越感到其中的韵味之美，呼吸的运用和内在心灵的感觉真是不一样了。毯子功课使我的力度加强了，拿大顶可以坚持三五分钟。有老师护着我时，我也敢练“加官”（跑着在空中翻筋斗）。练芭蕾旋转，双腿的力量都锻炼出来了……至今，我还保留着当时结业证的考试成绩：中国舞93分，朝鲜舞80分……平均成绩超过80分。这种全面有效的训练，使我深深地爱上了舞蹈这门艺术，后来也就没有再想改回话剧、电影的想法了。
1952年，欧阳莉莉（前排左二）在崔承喜舞蹈研究班的中国古典舞“青衣”基训演出汇报留影
在我还没有进入舞蹈研究班时，有一件让我终身难忘的事，那就是参加排练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和平鸽》，并且和我们的老团长舞蹈大师戴爱莲先生在同一舞台上进行演出。这次演出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得到了极大的艺术锤炼。第二年，团里就送我到崔承喜舞蹈研究班学习，我受到了更加专业的训练。说实话，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很够资格，腰腿都很硬，个子不高，胯也打不开。为了弥补我自身的缺陷，我每天都提前去教室练习腿的开度。坐在把杆下的地板上大八字腿从六小格开始，日积月累地变成五、四、三、二格，还练不到完全的一字腿。我只能逐渐往下压，尽量使腿的开度好一点。
我思想的转变
自从1950年到了舞蹈团，我就算是正式进入革命队伍，参加革命工作了。这让我既兴奋又激动，因为我出生在30年代的大上海，见过的很多人都是在私人企业中工作，甚至有些人在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工作。这样的经历和见识，让我对能够加入革命队伍感到很珍惜。加入革命队伍，使我的人生观有了一个直接的转变，我的头脑里也有了政治的概念。我想我的一生就要为革命事业服务，我现在从事的是舞蹈专业，哪怕我心里还有演电影的想法，也不能再有其他个人的私念了。
在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和舞蹈研究班学习的这两年，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要在舞蹈事业上干下去了。虽然我的身体条件不是很符合要求，但这并不影响我从事民族舞，后来我也正式到了民族歌舞团工作。如果要搞芭蕾的话，对身材比例的要求就更严格了，我的身体条件肯定达不到要求。那时对我们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我们能适应干工作就行了，没有其他的要求。
那时真的是连拍电影的想法都没有了，其实只要我有想法，我会去找所谓的关系，或者是再考戏剧学校、电影学校。如果碰到保送的，我不用经过考试就可以进去了。再加上我曾经演过话剧和电影，如果想再从事电影艺术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事情。可是，我并没有那么做，原因我也说了，一个是我对舞蹈艺术认识的深入和逐渐喜欢；另一个就是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思想的转变，我觉得自己首先要听从组织上的安排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有一点点遗憾的。我的遗憾就是应该多学习一下，如果我再学一下电影和戏剧，再加上我也学过舞蹈不是更全面了吗？另外，我还应该多学一些文化，提高一下自己的文化素养。我看的书特别少，文化内涵不是很高。我认识一些人，他们虽然初中也没念完，但是自己读过很多书，文化水平很高。我要是也能多看一些书，对自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再就是，在舞蹈研究班期间我遇到了我的爱人，我们很早就结婚了。我想如果我不那么早结婚，也许还有出国深造的机会。关于我爱人，我在下一章节里就会提到。
总的来说，我的辉煌阶段可能还就是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因为演过电影了，也轰动了，还有人找我签名。参加革命以后就从事舞蹈了。就现在而言，我也一直是在奉献我的有限价值，只不过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人家都吹捧我的情况了。
我的恋爱
在我们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从烽火硝烟中走出来，经过百年的沧桑，国力衰微、百废待兴，修养生息、发展生产成为当务之急。作为生活在新中国的热血儿女，我们时刻想的是奉献，是付出，是怎样才能让祖国强大起来。对于个人问题，我们不会像现在年轻人这样爱得自由奔放，轰轰烈烈。我们的爱情，恰似一条若有若无的丝线，却悠远持久，一直延伸到生命的尽头。
我恋爱的时候才16岁，正是懵懵懂懂，从学生转到工作单位，学习革命知识的时期。我的爱情可以说就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我和爱人的定情信物就是一本《毛泽东选集》，我想如果我的爱人不是党员的话，可能陪我度过一生的将会是另一个人。经从大上海的小童星成长为一名热血青年，我时时想着怎么为祖国做贡献，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可以说，我的爱人在一个恰当的时间，走进了我的生活。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
我的爱人葛敏比我大10岁，他当时是戴爱莲的业务秘书和行政秘书，所以我去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报到，第一个见到的就是我的爱人。从未离开过家门的我初次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感到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好奇地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觉得他穿着干净朴素、长相俊逸脱俗、气质文雅干练。他负责接待我，并把我安排好，他还很耐心地给我介绍衣食住行方面的情况，比如说食堂在哪儿，附近的环境怎么样。对于他的安排和接待，我很满意，觉得他是一个心思缜密、办事妥帖的人，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
很多故事都不知厌倦地讲述着“一见钟情”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又有多少呢？我和爱人就绝对不属于这种情况，我们一开始纯粹是工作的关系，我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后的生活就是正规的学习了，我们还要参加业务训练，这样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稍不留神就跟不上队伍的步伐，所以我也是时刻准备着。那时候我家在北京，所以一到周末和放假的时候我都回家；有时候，晚上没什么事情，我也可以回家。我的家庭很温暖，家人对我的呵护也是无微不至的，这就养成了我恋家的性格。总而言之，刚参加工作时，每天除了练功之外，我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再说我经常回家，所以和别人的接触也不是很深。
那时候，我和葛敏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时间久了，碰见的次数也就多了起来。在这种不得不见的重复中，我们的故事开始萌芽，也许这就是“日久生情”的最好诠释吧！他见到我总是问我：“生活怎么样啊，还适应吗？”我觉得这个人挺关心人的，对他的印象还不错。但是，他的这种关心属于一个上级对下级的正常关怀，我也不会多想。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集体练功，因为我的胳膊腿都比较硬，所以有时候会自己单独练一下。我们有专门的排练室和练功场所，当我自己练功的时候也会时常碰见他，他就会问我：“练得怎么样啊？”也纠正过我的一些动作和姿势。反正，见了面也是很“冠冕堂皇”地谈一些话，那时我们之间熟悉而自然。我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有心了，只是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地对我表白，于是便故意制造出这无数次的“偶然”，借以加深和我之间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