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号召开展抗美援朝爱国捐献运动，我捐了6个月专职团支书的全部津贴，每月6元，一共捐了36元。1951年在扬州市团代会上我被表彰为乙等模范团干部。
扬州团市委
1951年下半年，我被调回扬州团市委宣传部，部长是杨遂久同志。我没有参加土改工作队，但参加过对恶霸地主的公判大会；没有参加镇反运动，但参加过公审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大会。
我参加了1952年“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工作队队员，参加了扬州市棉纺织业竞新布厂发动青年工人揭发老板的违法行为和整理材料工作。短短几个月，我还参加了机关里的联欢会等活动，熟悉了团市委的大多数同志。和组织部的汪立成有了更多接触并相互产生好感。
我们住在单位的后楼，旁边有一个小食堂，它前面有一个秋千，常常有人在饭前荡秋千。
到1952年，团市委（书记余爱群同志，组织部长戴文明同志）派我去青年干部补习班学习，准备报考大学。从6月到8月，经过三个月的突击补习高中课程，经过高考，我被录取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铸工专业（该专业不久合并到上海交大），后又留苏深造，这样开始了长达8个年头的学习生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后又调广西南宁、桂林工作。
解放初的这个时期不长，但影响很深刻，毕生都有印记，同志间的感情十分真挚纯厚，始终保持在心间。记得清楚的，并且有的还有联系的，除前面提到的同志外，还有：刘德林、刘叔文、单其顺、杨其元、魏勤、马力、张泉珍、汪衍、顾强、顾敦寿、王寿朋、吕庆仁、姜淑贞、林国才、王海平等。
上大学
1952年8月底我到南京工学院机械系铸工班报到入学了。工学院是从原国民党国立中央大学里独立出来的，坐落于观贤街，有7个系，宿舍区和教学区分开，但距离不远。我知道还有南京航空学院、南京水利学院等也独立出来了。
记得我的宿舍在二楼，上下铺的木床，住了8个同学。宿舍区后墙就是南京城墙，城墙外不远处就是玄武湖。记得星期天曾多次去玩过，不要门票的，也曾去过中山陵、明孝陵等附近名胜地游览，也不要门票，都是走路去，公交车很少，也没有钱乘。
吃饭在大食堂，定时三餐，8个人一桌，米饭自己盛。我是调干生，每月津贴18元，其中伙食费8元，我觉得很好。学校大礼堂在校园的中心地带，周围有草坪树木，环境是很优雅的。
1952 年，叶振声在南京工学院上学期间
能到这里来读大学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有了这个机会，加上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需要大批人才。“为祖国建设而学，一定要学好，为祖国建设事业贡献力量，报效祖国”就成了我学习的动力。
由于父亲在上海的鞋店做会计，有了一个固定的职业，家庭生计有了着落，我学习更安心了，劲头更足。曾取得优良成绩，成为“调干生也能学习好”的典型，获得学校领导和校刊的表扬。
遗憾的是要求入党的愿望，在学院里没有在团市委容易实现，这个顾虑已被后来的经历验证了。记得斯大林逝世时，我参加学校举行的追悼会时，觉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舵手，很受震撼，这是当时很朴素的、直接的感觉，心情沉重，和后来更深刻的认识形成反差。
1953年初，学院通知要选拔留苏预备生，号召一年级学生报名，大家热情很高，报的人很多，有三百多人。经过体格检查，有72人合格去参加文化考试，其中我们班有6人合格。考场设在上海交大，试题有两种选择：高中和大一，因为我并未读完高中全部的课程，所以选了大一试题。考数学时，我临时考前突击背下的公式起了很大的作用。考语文时，作文题目非常有利于我展开发挥（以积极向上的态度应对考试结果的两手准备）。最后有7人通过，我班仅我1人，后来经过严格政审，包括到家乡调查三代人的情况，批准出国的共6人。
1953 年夏，叶振声（前中）出国前和部分同班同学在上海交大合影
在一年级下学期公布了教育部院系调整方案，我们专业被合并到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这样我就到了上海交大，成了交大的留苏预备生。我在上海的时候，去看望了汪立成，当时她在华东团工委工作，从此保持着联系。
记得刘淦、蒋玉庭、许令璋、萧修亨、张根莘、潘锦华是和我在南工同住一室的。我与胡庆垣、周三三等几位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常在南工校园和宿舍之间同行。
在南工铸工班里我被推举为体育委员，记得有一次上体育课在运动场练习扔手榴弹时，方法不当，把右臂关节韧带拉伤了，休息了多日后才不痛，但落下病根，医生要我注意不能再伤着。
俄专留苏预备班
1953年8月下旬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报到，开始突击学习俄语，授课是俄罗斯青年女教师，发音纯正，辅导是中国男助教。8个月的紧张学习，只能起到打基础的作用，跟实际使用俄语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
当时俄专位于鲍家街，接近城墙边的位置，靠近宣武门和西单，据说现在改建成中央音乐学院了。后来俄专搬到城外魏公村变成北京外国语大学了。
1953 年，叶振声（三排右三）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留苏预备班第17 班和老师、同学合影
我被编在17班，印象中住在后楼的三楼一个教室里，晚自习在大教室里，教室棚顶上悬挂着几盏日光灯，看起来很亮，实际上对视力无益，我付出的代价就是眼睛很快近视了。我和同学封喜华不得不到王府井“亨得利”老牌眼镜店去配近视镜了。他后来学习地质，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研究地下水资源分布。
我曾担任班级团小组组长，但同班同学到苏联后都分散了，后来没有联系，很难回忆起来。王纬是扬中的，又是交大的，所以很接近，他到苏联在列宁格勒学习，还曾帮我配过一副眼镜寄来，听说他后来在北京电子管厂工作。
学校办过一些演出晚会，如谭派京剧，可惜我听不懂，只看个热闹。
学校组织去游览长城，在1954年五四前后，大清晨在西直门外乘火车经清河、青龙桥到八达岭长城，在青龙桥瞻仰了詹天佑塑像，在八达岭攀登长城，记得还拍了照片。这是我第一次游长城，那时的长城是历史原貌，尚未整修。记得我们17、18、19班的同学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来的居多，如王一珠、林法禹、曹瑞徵、曹学仁、王善来等。
1954 年5 月，叶振声和俄专同学首次游览长城
那时长安街尚未拓宽，长安大戏院、全聚德烤鸭店等老字号都是原貌。这期间我们全体同学参加了1953年国庆节和1954年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都是清晨5点集合到天安门东面的小街上等候，那时天安门广场没有现在那么大，有很多松柏树。1954年西城区选人民代表，我们作为选民去投了票。这些都是第一次体验。
政治课上学习《联共（布）党史》和时事，记得张闻天同志和王稼祥同志都曾来做过报告。这期间组织上对每个学员的政治情况进行调查和审核，同时要求每个学员汇报自己的家庭情况和思想，开展“忠诚老实”运动。我在1954年6月到7月间写了书面自我鉴定报告并表决心“争取最优良的学习成绩，成为建设祖国的红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