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底，4个同学（我和沈宁福、周彦邦等）一起动身回北京。在北京时，曾到周彦邦父亲、大作家周立波家做客，他家是四合院式的老房子，我们共进午餐。在上海时，我还曾到沈宁福父亲、交通大学知名教授沈三多家做客。
回到扬州，我和家人团聚，5个兄弟妹一起合影，当时小弟仅半岁。在上海时，爸爸给我买了浅咖啡色的青年装薄呢上衣，春秋适用。
初识
1950 年，汪立成
摄于上海华东团校学习期间
在留苏期间除了学习这些先进科学知识外，我还跟保持多年联系的汪立成，定下一生情缘。说起来，我们的爱情贯穿了我们的一生。
1950年我就认识了立成，那年我16岁，因为在扬州中学读高中时，是团干部（担任团总支委员），被扬州市团委调到上海华东团校学习。我在华东团校第二期的第二班，立成在第四班。她很活跃，当时就已经是党员，任班级里的团支部书记。我们一起参加过很多的活动，那时候我们彼此的印象都不是非常深。1950年9月，华东团校毕业，我们苏北区派去学习的14个人为一个分队，一起回苏北，立成是我们这个分队的队长，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比我大不了多少，所以之后对她的印象加深了。
当时我们从上海坐火车到镇江，然后坐靠人力划的船，我们14个人正好乘一条船，船老大一个人划桨。过江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大家挤在一起有说有笑。江上吹着江风，船在江上摇摇摆摆的，很舒服，很开心。
这段时间我们俩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就是普通同学关系，后来我被调到扬州市团委宣传部，立成当时已在组织部。这期间我俩之间只能说是比较谈得来，有好感。团市委的同志都叫我“小弟”，立成也这样叫我。
不久，立成就调到苏北团工委，该单位就在扬州市区，离团市委不远。立成离开时，为了不惊动大家，乘大家午休时手提一个行李箱离开。刚出房门被我发现，我就立即拿下她手中的行李箱，送她到新单位。
缘分
1955 年，汪立成（右）和母亲张蕴华（中）、弟弟汪德贻（左）在上海“菊展”前合影
1952年，我考上了南京工学院，立成在苏北团工委工作的时间也不长，碰上了全国机构大调整，苏北、苏南合并，成立江苏省团委。她被调到了上海华东团委。离开苏北团工委前，组织上让汪立成负责将所有文书档案送到江苏省团委，江苏省团委在南京，她就去了南京一趟。
当时汪立成的弟弟汪德贻在南京工学院焊接专业学习，虽然和我同校，可是我们并不认识，但是正赶上立成这次出差，她在南工宿舍大门口布告栏上留了纸条给德贻，被我看到了，才牵上线联系上了德贻。
那时候，我跟立成比较谈得来，没有想过共结连理，因为我觉得她比我高、比我好、比我强，我的年龄也比她小，但我对立成有好感，我到了上海之后就不由自主地去看望她。后来我到苏联留学，我们互相留了通信地址，一直到1957年，我们每个月写一封信。我把在苏联看到的一些情况，有什么感想都写给她，那时候对苏联都是很向往的，她对苏联很感兴趣，我对她的生活也很感兴趣，这样信写得越来越长，感情也逐步加深了。
感情里程碑
1959 年4 月8 日，汪立成（前排左五）和团上海市委部分机关干部与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 二排左五) 在团市委大院内合影
1957年可以说是我俩感情的一个里程碑了，在这之前国家规定留学生五年都不允许回家探亲，所以在出国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留苏学习期间不回去的思想准备，但是1957年下来一个通知，允许留学生回家探亲一次，但是费用自理。那时我去工厂实习赚了一些钱，平时生活费也攒下一些，来回的费用可以负担得起了，我决定回来一次。
我回国之后，先从北京到了上海看望立成，然后再回扬州。那时她已经在上海团市委工作，任第一书记李琦涛同志的秘书兼团市委常委会秘书。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出差在上海工作时，就在上海团市委第一书记室办公，耀邦同志召开基层干部座谈会时，立成负责记录。胡耀邦同志还和上海团市委的工作人员合影留念。立成也有机会参与一些高层的社会活动，曾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接触到张乐平和周而复等文化名人，和陈毅同志在晚会上跳过交谊舞等等，活动丰富多彩。
我到上海看望立成时，立成把我安排在机关招待所住。接着立成陪我玩了几天，逛公园，逛南京路。街边有很多小吃，我们在团市委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的时候，碰到了团市委的副书记杜淑贞，她跟立成很熟，那时团市委的上下级关系很和谐，见面直呼姓名，不称呼官衔。当时的小饭馆是四人桌，两人一排，我俩坐下的时候杜淑贞就坐在我们对面，立成就介绍说我是她弟弟。杜淑贞说：“你们俩还真挺像的。”几天以后，我就回扬州看望父母、弟弟妹妹们去了。
我在家里就在想，跟立成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当面不好意思问她，就写了一封信，问她：“能不能把我们的姐弟关系向前发展一步？”她没有回我的信，一周之后我又去了上海，我们又见了面，交谈中，她表示同意跟我的关系向前发展。
浪漫的事儿
在八一建军节，我那时候正好从老家扬州探亲后又回到上海，解放军海军部队搞了一个活动，乘登陆舰到长江口参观，搞军民联欢活动，立成拿了两张票，我们两人就一起去了。 尽管我们都是住在江边、海边，在那之前我俩都没有游过黄浦江，也没去过长江口，所以坐船对我们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到了海上，第一次看到江水和海水之间是有一道分界线的，江水是黄的，海水是蓝的，这条分界线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奇观，以前没有想到的。我们两个人手牵手、肩并肩在甲板上转来转去，出了江口，到了海上就有风了，船开始摇摆，我们也随着船颠簸，现在想来这也是件很浪漫的事。
有一天我们去逛商场，回来的时候下了挺大的雨，不太好走，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我们要了一辆人力三轮车。人力车师傅年纪比较大，可能有四五十岁，我们坐在后面，因为下雨就把帘布拉下来了，黑咕隆咚地我们两个人坐在里面，这是我跟立成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挨得比较紧。那是我们第一次拥抱、接吻，所以印象很深，她也记得，我也记得，那是第一次。
从这之后，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回到苏联之后，我们一个礼拜就写一封信，互相多交流点儿情况，更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我在上海买了一大摞会议用纸，是活页的，可以装订的那种纸，我用这种纸写信给她，她收到之后可以装订在一起。
在苏联时，我给立成写信不是一次写完一封信，而是每天都写一点。写完之后一个礼拜寄一次。我的信来得特别多，没有哪个同学收到这么多的信，当时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他们说我谈恋爱了，我没有太理会这个事，不肯定也不否定。从1957年到1959年，两年时间内写了很多的信。
遗憾的是这些信没能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包钢的一些群众组织头头不了解革命历史情况，对立成16岁就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事实持怀疑态度，为此让她一度进了特殊的“学习班”，进行审查。那时候很容易从字里行间找到一些“罪名”无限上纲，她就把这些信全部销毁了，也没有告诉我。因为如果她告诉我，我肯定不会答应的。但是没办法，销毁就销毁吧，好在这些记忆是没法销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