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结构上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分析了横墙承重和纵墙承重的经济效果，并深入分析了横墙的最佳开间，最后使用了装配式大板结构，在工艺上，采用“成组立模”。其目的就是为了在节约投资的基础上，解决一直存在的合住问题，改善居住条件。
正如那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想要解决房屋的面积问题最需要的是投资。军队的住房工程比较好做，其投资一般大一些，尤其是做到校官或校官以上级别的住宅设计时，一般都能做到分居。但是，再往下就比较难了。到了普通老百姓就更加困难。我们曾经采用过苏联预制房屋“成组立模”的做法（“成组立模”是一个专业技术名词，是生产大板的一种方式），也没能解决问题。我们的同行设计和平里某住宅小区时，设计成小面积户型住宅。房子盖好后，上面批评、下面反对，被大家说成是“窄小低薄”式住宅。“窄”就是房子很狭窄；“小”就是房间面积小；“低”就是房间高度很低；“薄”就是墙很单薄。这样的房子遭遇社会多方指责，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败笔。据说现在这个房子还保留着，成为学习苏联的一个纪念。但无论如何设计者的初衷都是好的，既要省钱，还要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当时的责任，也是义务。可惜的是尽管我们绞尽脑汁，百般努力，依然没能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无功而返。
幸运地错过巴西参展
1961年底，在我搞城市住宅项目期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简称“贸促会”）来设计院借我去搞巴西的展览会。当时中国与巴西还没有建交，为了促进两国关系，打开两国建交的局面，中方决定在巴西举办这个展览会，主要对中国的工业、农业等方面的成就进行展览。我当时主持设计了一个名为“一个构件能装配成一个展览馆”的展览项目。这样一个结构构件用铝合金管做成，是一个双支柱，两个管中间用一个连接体连接起来，一节一节的，每节有2米长，一个套一个，如此就能套出一个柱子或屋面梁出来，这和前面所说的“梁柱互换”是一个科学道理。当然这个新技术，还要考虑到国外怎么去加工等方面的问题。
设计方案完成以后，我到贸促会去报到，也做好了出国参展的服装，一行五人准备出发。这时贸促会的副主任从巴西回来，通知我们技术人员稍晚再赶赴巴西，其他人员先去。这样，我就先留了下来，换了一个葡萄牙语翻译，他们五个人先走了。
1964年春天，就在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第一个星期日）的前两天，领导突然通知我马上去巴西。我们一行三人，一个搞财务的、一个搞运输的，先到苏联，然后到捷克的布拉格，由于天气不好，飞机迫降在捷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市（今斯洛伐克首都），当时使馆的人在布拉格接不到我们都很着急。当天晚上我们坐火车，从布拉迪斯拉发市到达布拉格，使馆这才接到我们。然后，我们又从布拉格坐飞机，到达瑞士的苏黎士，从苏黎士坐火车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乘火车抵达日内瓦，正好遇上中国驻巴西代表处主任，当时是外交部美大司的副司长，带着五个代表处的人要赶往巴西，于是我们三人就和他们一起同行。当时要从瑞士前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转机去巴西，但因为正值复活节假期，无法办理签证，我们只好在瑞士等候。
设计城市住宅
等到第二天晚上，我们看电视时得知1964年4月1日巴西发生了政变，我们先前去巴西的人员，包括新闻记者和葡萄牙语翻译等九个人，都被戴上手铐抓了起来（后来，有一本书叫《九颗红心向祖国》就是写这九个人。当时，巴西政府要把他们送到台湾去，他们在巴西绝食斗争，还遭受到了刑罚，坐了一年的牢。后来，周总理通过国际律师学会等多方面交涉，才将他们营救了出来）。当时美大司副司长对我们说：“没关系，国外政变是经常有的，这是正常的，咱们去对他们还是一个支援。”等到他们被抓起来的第二天，国内来通知让我们不要走，继续等待。在瑞士我们等了一个礼拜，又通知让我们返回捷克再等消息。到了捷克以后，国内通知美大司那几个人改到智利当代表去，我们这三个人回国。回来后，他们又被派到叙利亚搞展览，接着又去了四个国家，完成展览后，他们还想留我，但是设计院还有任务交给我，不愿意再把我外借。就这样我就回到了设计院。
我在瑞士赶上巴西政变时，那时的通讯不是很发达，院里和家人不知我的安危，我们在国外也无法与国内联系，双方都很着急。设计院的副院长到处打听我的消息，最后都问到广播局去了，我的家人更是心急如焚。还好是一场虚惊，我幸运地躲过了这次事件。
回到院里以后，我继续进行着住宅工程设计工作，一回来就做了一个内蒙古的某工程的住宅区项目，去给业主和施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完成以后坐火车返回，刚一到院里，我就被院长叫去，安排我去斯里兰卡，参加经济援助斯方修建一座国际会议大厦的设计考察。但是到了1965年5月时，由于斯里兰卡一方的原因，项目停了下来。之后我被安排做几内亚大会堂的项目设计，这也是当年我国的经济援助项目之一，我设计了大会堂会议大厅的二层钢结构挑台。
“文革”开始
结束了几内亚大会堂的设计，已经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夕。
那是在1966年4月30日，我正在打扫卫生，一个副院长来找我，让我当二室的副主任。我非常不愿意当官，就愿意搞技术。
“我能不能不干？还继续当组长，搞技术。”我问。他说：“那不行，这是党委做的决定。”他又说道：“你是不是党员？”
“是啊。”
“那你就要服从党的决定。”唉，这么一说我就没辙了。我想了想，还想讨价还价：“那当半天可以吗？当半天主任，画半天图，搞半天设计。”
他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哪有主任当半天的！”
就这样，过了五一，5月2日一上班，我就不情愿地当上了二室的副主任。那时正主任一直没有上任，只有一个支部书记和两个副主任，我等于是代主任。虽然不喜欢做官，不过组织上既然要我负责这一方面，我也不会马虎对待。当时我们室一共171个人，派到国外三个援外工作组。柬埔寨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是中国援建的体育场、体育馆，我们室派了三十多个人搞现场设计。另外一个考察组，做了也门的技校和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的方案设计。后来，又派第三个考察组，做了马里的烟草种植场。除了管理这些援外工程，我还要负责一些国内的民用工程。不过我新官上任还没有几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五一六通知”出台后，一直到12月份，我们院的政治运动也开始了。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搞，就跟着院党委，他们怎么弄，我们就怎么弄。后来“红色造反委员会”开始夺权，先夺院里的权，又夺我们的权。夺就夺吧，我还不想干室主任呢，都给他们。造反委员会的人还要图章，我们室有一个行政秘书、一个计划员，图章在行政秘书那里，我就让行政秘书把图章给了他们。然后他们就翻箱倒柜，搜我和另一个副主任办公桌的抽屉，找所谓的“黑材料”，结果在他的抽屉里翻出了谁能做绝密工程、谁能出国的名单。这下可坏了，造反委员会就开始斗我们，问我知道这份名单么，我说不知道，那都是院里人事处给的。我的那份名单当时贴到了我抽屉里的上面，他们没有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