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宿条件差，吃得就更惨。那里物价倒是很便宜，一分钱可以买两个柿子，鸡蛋也便宜，就是因为交通不便，东西都运不出去，当地人都是用背篓人力运输。可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好吃的。曾经有三个月，吃的东西只有萝卜，每天不是炒萝卜条，就是熬萝卜块，要不就是炖。记得那年春节期间，我们队留下三个人留守，我和一个姓张的工程师，还有一个搞后勤的。大年三十晚上，工地食堂特意发的饺子面和饺子馅，让我们过节自己包饺子吃，每人30个。可就这30个饺子我吃了三天，饺子馅是白菜的，可是，白菜都是冻了又化了的，吃在嘴里是酸的，那饺子的味儿，就像厨房里的泔水一样，特别难吃，每顿只能用水送着往下吞吃三个，再多就吃不下去了。可是再难吃也得往下咽，不可以扔掉的，正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绝不能浪费啊。在当地，生活就是这样的艰苦，不光是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也是如此。
对于我们的到来，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很高兴的。山区非常贫困，小孩子都光着屁股。而工厂一进入山区，当地农民就开始觉得有盼头了，因为他们可以砸石子，供给工地浇筑混凝土；人拉车，驴拉套，给工地运输。那时的农民舍不得用驴拉车，养一头驴不容易，怕把驴累坏了，一下雨，赶快给驴盖上雨布，而人常常被淋着。就靠给工厂做工，他们可以挣些钱，之前除了种种地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生计，这样农民们可以有些额外的收入，小孩子们也能穿上衣服裤子了。
刚开始的时候，军代表想赶快把厂子建成，但是当时条件很差，道路难行，二汽场址群山环绕，运输十分困难。那时来了一个团的解放军负责运输，可是施工材料根本没法跟上。军代表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想了很多方法，采取了很多措施，但这些措施是不科学的，尽管心意是好的，然而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
为了加快运输，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要求尽快设计焦枝铁路（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的一个大桥。按照常规，设计院按要求一般要三个月完成，可是他说：“不行，一个礼拜就得设计出来，把南京大桥两边一切，放在那儿就行了。”可是这样根本就不科学，每一座桥的地质、水文、交通流量等情况都不一样，像他那样的想法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结果北京市设计院的一个设计人员设计一个工程，就是要把基础做在原状土上，而不能做在回填土上，这个基础就做得比较深。可这个副司令员就到处批，说：“这个设计人员就是老土工程师！”批得那个工程师实在干不下去了，最后返回北京了。这是从设计的角度遇到的问题。
艰苦条件下建造第二汽车制造厂
在施工的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还要克服许多危险。比如：我们当时设计锻造车间，这个车间的基础有三米多深，底下是一个大方脚，上边是一个长脖子，就像一个柱子，叫“长脖子基础”。基坑是用人工来挖的，我们这些设计人员和工人一起挖，不用模板，挖到大方脚的时候，就要往侧面掏大方脚，这样就很危险，人在底下，搞不好上边塌方下来，人就砸死了。后来我想出一个办法，一个人下去，腰上系着一根绳子，两个人在上边拉着绳子，万一塌方，就赶快把人拉上来。就这样，花费了很多人力，冒着风险，省了些木材，才完成了军代表交给的任务。
再就是墙的问题。当地产砖少，外面的砖一时又运不进来。军代表就要求我们用两块木板，做成一个夹板，中间放白灰加上土，按照3∶7或2∶8的比例和在一起。30厘米一层，拿气锤砸，一层一层往上，就是土夯墙。这种做法就叫“干打垒”。过去农村老百姓没有钱盖砖瓦房时，就是这样盖土坯房子。于是按照这样的方法设计所有建筑的墙。当时设计了一个跨度18米的食堂，墙就是这样的，屋架是轻钢结构。这种土夯墙比土坯墙进步了一些，但是问题依然很多，既容易裂缝又不牢固。但当时急于求成，就要求这样做。
当时工厂已经进入山沟了，还让工厂进到山洞里，就是到山沟里再挖个洞，让机器进洞生产，叫做“靠山分散”。据说这种分散在山里、洞里的隐蔽方式还是毛主席提出的。有一个齿轮车间，设备很贵重，技术员和工人都反对进洞生产，说：“进洞怎么生产啊？没法生产，机器声音太大了。”晚上开会讨论时，一个汽车厂工人说：“谁主张进洞，谁就站出来。”当时军代表不站出来，有个搞设计的人，他是党员，说：“我们还在规划中。”工人说：“你们是飞鸽牌的，我们是永久牌的（自行车的两个牌子）。你们设计完走了，我们要永久的在这里工作啊。”这个搞设计的工程师在会上让工人骂了一顿，受了委屈，回来哭了一场。
又有一次，军代表找我说：“黎政委说了，要你们试着搞一个‘村落式’的厂房。”我当时想，如果像一个村子一样，三间房、三间房的在一起，房子也就只有三米多高，可机器就七八米，甚至十米高，还有机器运转的流水线等问题，这该怎么解决？而且“村落式”这样的厂房谁也没设计过。考虑了这些，我就跟军代表说：“哪个地方有这样的‘村落式’厂房，让我们看一看。”这一下可坏了，提完意见后的第二天他们通知我，半夜2点钟到张湾开会。张湾现在是十堰市的市中心，当时建厂的指挥部在那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能有二十多里地。半夜2点开会，我12点就要走，还得爬过好几座山。我找到支部书记，对他说：“咱俩一块去吧，我自己不敢走这夜路。”他答应了，我们俩就一人手里拿一个棍子，因为那时山里有狼、野狗和蛇，我们赶了半夜的山路，才到了总部。
赶到总部之后，发现不只是我们一家，设计的、施工的头头们都去了。人都到齐之后，主持开会的政委一上来就把我们骂了一顿。他说：“这设计院，知识分子，没有书本就不行，我说考虑一个‘村落式’厂房，还问我怎么搞，上哪去看，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干什么？”这说明他也不知道怎么弄，可就是偏要我们来做。就这样，把我们骂了大概有40分钟，说得我们脸皮也厚了，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开完会还让我们搬石头，张湾那里还有些石头没有清理，从半夜3点搬到5点，搬完以后才让回来了。可这么折腾了一晚上，觉也没睡，还挨一顿骂，这个“村落式”厂房还是不知道怎么设计，到最后还是按照常规设计的，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后来，还要设计住宅，就有人说：“干脆，我们设计一个土的将军楼吧。”这个将军楼共二层，结构全部是土的，连楼板都是土的。然后，还请指挥部的领导来看，领导看后，说：“啊！挺好！”说得是挺好，可是谁也不敢住。
这就是我在二汽的一段经历，1969年到二汽工作，1970年5月北京突然来电，让我重新投入到斯里兰卡的会议大厦援建项目中。
第一阶段考察设计
在我一生所做的所有建筑设计中，斯里兰卡的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无疑是最亮眼的一个。这是我第一次踏出国门在海外负责的项目，也是我一生中最成功的设计之一，这项工程不但为我带来了个人荣誉，也让中国的建筑设计水平名扬海外。
这项工程缘起于周恩来总理对亚非14国的访问。1963年12月至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为了增进新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有利于加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大团结，有利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因此访问了亚洲、非洲的14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