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实在待不了了，人家催着要房钱了。我又到使馆去了，说：“我没有地方去了，你不是没有地方吗？我就睡在你们这儿的沙发上了，你吃饭，我就跟你到食堂去。这个你做不到，你就给我买票回家，我也不能去要饭呀！”后来他找了参赞，参赞借给我3000卢布，这下算是能在苏联继续待下去了。没过一个礼拜，国内给我汇了5000卢布，我把借的钱还给了参赞，继续等着国内给我派任务。不久从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其团长是设计局局长，此行目的是来苏联参加八国标准设计会议，要我陪同。于是我就到了列宁格勒，逗留了一个多月，陪着代表团转了转。但是该代表团预定的行程还没有结束，国内又来电报催我们回去，那时候正是因为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而展开的“反右倾”运动时期，代表团的团长被戴上了“右倾分子”的帽子，成了批判对象，于是国内就把我们都叫了回去。
回国之后又由金院长带队，和李德耀还有另外一个建筑师一起去苏联答辩。答辩地点就在九号街。在这个阶段中，我去了几趟苏联，做翻译的同时也做一些技术工作。苏联留学结束后，我还没有足够的实践机会检验自己五年辛苦所学的知识。正是靠着这几次重返苏联的机会，做了一些项目设计工作，使我对建筑方面的很多实际运用的东西都熟悉起来，至此我再也不是刚刚毕业时空有一肚子学问，到了工地上又什么都不懂的新手，逐渐将知识与实践融会贯通起来。而且通过这些实践与交流，又认识了好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和指导，受益良多。
矿业学院事故调查
1960年我又参与了北京矿业学院的工程事故调查。记得那是在夏天的一个早晨，室主任通知我，要我参加一个工程的检查，到结构总工程师陶逸钟那里去报到，然后得知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国矿业大学）正在施工的楼塌了，让我们去检查这个工程。听了这项任务后，我先是一惊，我刚刚参加工作两年，还是个技术员，就安排给我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随即我明白，这既是领导对我专业能力的考验，又是提供给我向专家们学习的机会。要从中分析问题，学习新东西，了解房屋建筑的一些危害因素。
于是我们院一个两人的检查组去了矿业学院，住在矿业学院的招待所。当时，清华大学教研室主任吴柳生教授带着一个助手也去了。
这座倒塌的楼中间主体是五层楼，两翼是两层楼，右翼两层是展览厅，13米多的跨度，左翼是阶梯教室。当时，右翼已经塌下来，左翼没塌，但是从外边看有很多裂缝。右翼倒塌时，正是早上刚刚上班，楼里有10名工人刚进去工作，结果10人不幸全部遇难。当时楼顶上有一名木工，楼塌的一瞬间，楼板倾斜，把他甩了出去。幸运的是他正好被甩在一堆刨花上，因而幸免于难。
据其他工人反映，头一天晚上，所有工人还在这一层的展览厅里开大会。如果当时楼塌下来，真不知要有多少人遇难。听到这里真是让人感到后怕。在楼塌的时候，还有一位清华大学刚毕业的女实习生在中间的五层楼里工作。据她回忆，楼塌时，产生的风很大，把她吹到了左翼的那边，足有十几米远。
当时，我们也找来设计单位的人了解情况。这座建筑由北京市设计院负责设计，由煤炭部的大同煤炭公司进行施工的。据设计单位的人讲，这座楼的设计也就只用了几天时间完成。施工实行“快快施工法”，也称之为“四四砌砖法”。这种方法就是用双手一手抓两块砖，并成一排码放，再加上一锹水泥灰。就这样四块砖一锹水泥灰地砌，速度确实很快，但是用这种方法砌出来的墙质量很差，砌一般的小矮墙还可以，用来盖楼房，质量是很难过关的。
而且在设计上也有几个错误。第一，在二层展览厅底下，一半是地下室满堂基础，一半是条形基础，而一个受力的墙垛子正落在满堂基础和条形基础的结合部分上。受力墙垛子是一半在条形基础上，一半在地下室的混凝土板上，正好跨在两者之间。所以，这个地方的裂缝就特别厉害。第二，原来设计的是一个长方形的砖垛子，由于承载能力不够，后来又改成了夹心墙，并在四五层砖缝处再加一层钢筋网，这样做，每一层钢筋网的网孔上下是对不齐的，在浇灌混凝土时，混凝土就打不下去，震捣器也插不下去，后来就用木头棍子来捣固，因此在夹心墙的墙角处都是“豆腐渣”。我们在现场看到倒塌的夹心墙就是这样子。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设计和施工同样存在问题。当时设计院、勘察部门、施工单位都来了人。讨论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座建筑的梁在墙垛子上面有一个梁垫，梁垫也是比较大的。设计梁与墙垫的连接，在力学计算上是按铰接考虑的，即梁的传递只有垂直力，没有固端弯矩，但由于梁大而梁垫也大，就可能造成接点为固接，而因此产生固端弯矩。对于这个本来就很薄弱，质量又差的夹心墙而言，再加上这个固端弯矩，就更有问题了。如果铰接的话，情况就会好一点，那就责任来讲，就是设计方的责任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北京市设计院主张是铰接，可是吴柳生教授和我们院的工程师主张是固接，争论不绝的情况下，决定去做实验。我们就在北京市设计院的实验基地做了实验，结果是嵌固弯矩还是有的。讨论到这个时候，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传达市委副书记刘仁的意见，这次事故不追究责任了，要求我们总结经验，算是交学费了。这样，算是把设计和施工单位都解脱了。
调查的具体过程对我而言也是很难忘的。那个从楼顶上甩下来的木工，因为头部受到撞击，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现场的资料进行分析。没有倒塌的左翼部分我们也要调查，但是不敢进去，怕它再倒塌了，因为它们的主要结构是一样的。当时就派我和清华大学教授的助手，进入吊砖用的铁笼子中，用吊车把我们两个人吊起来，在半空中对未塌的左翼楼四处进行巡查。记得我们被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心中也都很害怕，还好我们都是年轻人，知道需要很镇静，怕心里过于慌乱，就看不清楚巡查的情况了。而当时的状况也真的是非常糟糕，外墙到处都是裂缝，裂缝都可以用手指粗细的棍子捅进去。现场调查完毕之后，我和矿业学院的相关人员一起赶赴大同，找了建筑单位，再调查一些情况。
最后由陶总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对这起事故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塌方的右翼重新进行了设计、施工，对左翼又进行了加固处理。
这次的事故调查大大地提高了我的专业水平，也成为我融入建筑行业的一个前奏。而结识了吴柳生教授等建筑界的名家，也让我受益良多。
总之，留学后回国做技术员的这几年，我并没有做很大的工程项目，更多的是熟悉国内的情况，逐渐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这期间我也结识了一些建筑大师，认识了很多朋友，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一个个不断进步的机会，当然我也都没有错过这些机会，自己的业务能力在这些实践和交往中逐渐得到提升。
修建农村住宅
1961年，设计院决定在我所在的第四设计室成立住宅组。该组有建筑和结构两个部分，我任结构组组长，建筑组组长是龚正洪。
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基建项目都下马了，设计院任务很少，院里就给住宅组下达了一个任务，调查设计农村住宅。因为当时农村有些地方还要盖些房子，一些房子需要翻建，还因为一些煤矿要挖到村子底下，村子需要拆迁，另外一些水利工程的修建也需要农村的房子拆迁。我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小班子，主要以结构为主，还有一些建筑师参加，去了河北省的元氏县、行唐县、石家庄黄壁庄水库、邢台，对这条比较长的线路进行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