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被批斗了几次，对那些人而言也没什么油水，我刚当了七个月的副主任，说是“走资派”又不够，七个月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那也太容易了。后来他们就说：“你们是反动路线，执行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可是什么叫“反动”？什么叫“路线”？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反正就挨斗吧。后来毛主席说了：“路线错误改了就好嘛。”
这怎么办呢？再用什么借口来处理我呢？于是他们又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因为在党委书记的本里，写着我是副院长的候选人，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那就说我是修正主义，就这样，我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这“苗子”究竟算多大的反革命，我也不知道，就这样给我扣上了“苗子”的帽子。
那时还让我管生产，管了没几天，就让我向红色造反委员会汇报，于是我就把这个任务、那个任务，当时还有柬埔寨的工程项目，都如实汇报上去。结果他们接着就批判我：“你根本就不突出政治，连毛主席语录都不念，不讲政治，光讲生产，不要管生产了，回去画图去吧！”就这样打发我回去画图了，可是没过两天，他们又说：“你去劳动吧！”于是我就到了“牛棚”。到了“牛棚”一看，我们支部书记，还有那个副主任都在，在那干什么呢？就是捡铁钉子。那时什么工作都停了，工人不干活了，也没人管。他们对我们这些干部都挺客气的，没过几天，工人说：“没活儿了，你们回去吧。”我们说：“是他们叫我们来的。”
工人说：“反正这儿是没活儿了。”我们回来以后，向“红色造反委员会”汇报说：“那边没活儿了，让我们回来”。他们说：“那好，那你们就坐那吧。”
这个时候，设计院已经分成两派（一派是“保皇派”——保领导的一派；一派是“造反派”——反对领导的一派）对着闹了。他们这么一闹倒好，搞得我们这些中层干部都被安排到一个行政处的办公室里，当时也没什么事，没人管我们了，我们就出去看看大字报，聊聊天，悠闲得很。可没过几天，上面说要正确对待干部，红色造反委员会的一个人对我说：“要解放你，你写份检讨。”于是我就写了一份。之后他们就把我叫去提问。
“文革”开始
第一个问题：“你对我们画的漫画，有什么看法？”漫画是怎么画的呢？画的是我们党委书记是一个马戏班的班主，我们不是猴子就是狗，耍猴子抓狗。我对这个漫画很反感，我说：“这个漫画要是反右派的话，肯定抓你是右派。”这下可坏了，他们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态度！”第二个问题：“你对我们控诉会是怎么个看法？”我说：“你们这是地主婆控诉共产党，这不是要翻天吗？”然后又问我：“你们对我们红色造反委员会的大方向是什么看法？”我说：“这个我不知道，我闭门思过了，你们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
听了我的回答他们气就不打一处来，干脆就让我“滚蛋”了。
但等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找我谈话，因为当时两派互斗，双方都在争干部，都要争取让我们站到他们那边。他们就对我说：“你检讨得都不错，但屁股没坐过来。”我说：“那就慢慢坐吧。”看到我这么“不识抬举”，他们就让我“靠边站”了。这期间斗了我一次，是给家属委员会看的。当时怎么斗干部呢，就是让我站在高板凳上，挨斗，站了3个小时，不过自此以后他们就没再惹我。
就这样“靠边站”了两年，什么工作也没干。后来军管会来了，让我帮助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军管会就要解放干部，那时党委书记已经解放了，接着要解放中层干部。军管会派代表来到我家找我谈话。
他说：“老由，你写个检讨，我们要解放你，让你站出来，继续抓革命、促生产。”
我说：“写检讨没问题，一开始就检讨了，重写都行。”
我还说：“我不用解放了，1945年日本人从大连被赶跑以后，我就解放了，我比你们解放得还早呢，我不用再解放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去设计可以，我不当这个主任了。”
这一下，军代表不高兴了，气呼呼地走了。
第二天，革委会主任（1964年的军队转业干部，在我院当党委书记，1966年被打倒了，现又解放了，做了革委会主任）来找我。他问我：“老由，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呀？”“我不想干了，我原来就不想干。我干不了，干了半天，两年靠边，我还是搞我的设计吧。”“你不想干了，我还不想干呢，那这些谁来干呢？”我一看是躲不过去了，只能答应下来，于是我就“解放”了。
“解放”以后，我就开始抓革命、促生产，和同志们一起在北京火车站对面建了一个比较大的邮局，还建了北京火车站旁边的行包房。
艰苦条件下建造第二汽车制造厂
刚搞完这些工作，又来了调动，通知我去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搞设计并担任副队长。当时，一个正队长、两个副队长，还有一个支部书记，一共108个人去建设二汽。院里的其他人大部分去了干校。然后我们全部人员去了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简称“一汽”），进行参观调研，在一汽当了一段时间的工人，亲自体会生产汽车的过程。之后我们到达湖北十堰，开始二汽的设计。
当时在二汽有三家土建设计院搞设计，一家是中南设计院，搞五十多万平方米；我们院做二十四万平方米工业建筑，还有二十多万平方米民用建筑；另外一家是北京市设计院。
我们去二汽搞设计的这支队伍，可称为是“一百单八将”。正队长一直没有上任，我就一直代正队长。大队分了五个小分队，有传动轴分队、车桥分队、锻造分队、铸造分队，还有一个直属民用小分队。这五个队之间都不挨着，从一个队到另一个队，间隔了二十多里地，都在大山沟里。传动轴分队在刘家沟、锻造分队在李家坪、铸造分队在白浪，我们整个这个大队就在武当山下东侧，老营镇的西边（老营就是武当山镇，是张献忠与李自成会面的地方，有一部电影《双雄会》讲的就是这个地方）。这里有一条老白公路，从湖北通到四川，是抗日战争时期李宗仁撤退时所修。这条公路是土路，非常狭窄，两辆车都错不过去，错车时，就要一辆车先退到稍宽的地方，待一辆车过去后，另一辆车再走。我们就是在这样相对封闭的一个大山沟里工作，那里比较隐蔽，符合当时出于国防战略安全的考虑。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当地人有四种病：黄水疮（不长头发）、烂眼睛（在屋子里生火，没有烟囱，满屋子都是烟，长时间就把眼睛熏烂了）、大脖子病和花柳病。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住下了。理发都是自己理，怕传上黄水疮。住的都是芦席棚子，谁睡觉打呼噜，隔壁屋子里的人都能听得很清楚。芦席棚子漏雨，所以蚊帐上都要再加上一层塑料布，就是为了下雨的时候挡住雨水不落在床上。而且老鼠横行，一到晚上，老鼠就能跳上蚊帐，落到我们头上，由于蚊帐都要掖在褥子底下，老鼠就会被蚊帐再弹回去，那种情景真是又吓人又好笑。那里的冬天很冷，我生在东北大连，儿时都从来没有生过冻疮，在这里却生了冻疮，手、脚、耳朵都冻坏了。晚上睡觉时，盖上被子，再把羊皮大衣盖在身上，也要一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但是刚一热乎又要出去上厕所，等回来，被窝又凉了，只得重新暖和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