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访锡兰（后文按现在名称，称为“斯里兰卡”）时，其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后文称“班夫人”）与周总理会晤，提出希望由中国援建斯里兰卡一座国际会议大厦，以纪念为国家独立而故去的民族英雄所罗门·韦斯特·里奇韦·迪亚斯·班达拉奈克总理（后简称“班达拉奈克总理”），也就是她的丈夫，并以此来象征中斯两国伟大的友谊，当时就将此大厦命名为“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后简称“班厦”）。周总理欣然答应了班夫人的提议，并与她签订了由中国无偿援助建造这座国际会议大厦的协议，建设地点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后来中国外经贸部就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设计院。设计院当即组成专家考察组，由袁镜身副院长任组长，戴念慈总建筑师和我等十余人参与，定于当年6月赴斯里兰卡考察。当时我刚刚从内蒙古做完某工程的住宅区项目坐火车返回北京，一回来就接受了这项任务。从接到任务到出发日，仅有二十多天的准备时间。那时候我们对斯里兰卡了解甚少，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在这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专家考察组在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了有关斯里兰卡的各方面资料。对这资料进行研究之后，我们要立即赶往斯里兰卡，对其自然环境、建筑技术水平、民族风格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考察，边考察边做设计方案。
20世纪60年代，从中国到斯里兰卡的交通还很不便利，这给经济援助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我们作为专家考察组，从北京到科伦坡没有直达航班，必须经过达卡—卡拉奇转机，我们历时三天才到达目的地。
抵达科伦坡后，专家考察组受到了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当时我们就住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是大使馆在使馆对面的海德公园附近租用的一栋二层小楼。招待所的大铁门很漂亮，是一对对开的白花铁门。一进大门是一个6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小院内绿油油的草坪让人感到特别清静幽雅；再往里走，就是住宿的小楼。
一进小楼，是一个约30平方米的门厅，通往二楼的楼梯在侧面，门厅的窗子和门都是落地式的玻璃门窗，坐在门厅的沙发上可以欣赏到小院里那片绿茵。住宿房间都是标准间，房间面积也大，考察期间的设计图都是在房间里画的。制作大厦模型的工作是在一楼门厅完成的。大使馆对我们专家考察组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安排照顾得非常周到。
我们在斯里兰卡考察了4个月，对当地的历史、人文习俗、建筑的民族风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科伦坡的自然条件很好，风景秀丽。这里是海洋性气候，只有雨季和旱季的差别。
康提城坐落在中部山区，是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城市，景色宜人。斯里兰卡最为重要的庙宇——佛牙寺，就在这座山城里。佛牙寺是斯里兰卡所有寺庙中最为神圣、建筑最为辉煌的寺庙。而佛牙寺里的八角形建筑留给了我们很深刻的印象，在佛教里，以八角形象征“世间”，这种象征着国王权势的八角形建筑特色，在随后的方案设计中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山坡下还有一个八角亭，后来大厦竣工典礼，徐向前元帅作为特使来访斯里兰卡时，还把当年佛教协会赵朴初居士奉还的供奉着佛牙舍利的金塔请置到这座八角亭内并当众打开，请徐帅一行人亲眼目睹佛牙的神圣。我当时也在场，亲历了这神圣的时刻。
在康提城考察期间，我们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一年一度的佛牙节。康提城的佛牙节是斯里兰卡最为盛大的佛教节日，历时10天之久，康提城处处张灯结彩，佛牙寺更是灯火辉煌。节日期间，每晚都要举行大象游行和歌舞表演。我们与康提市民一同参与了这个节日的庆典，亲身感受到了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盛大节日的气氛。街道上一条长长的游行队伍，领头象从鼻子到脚都装饰着精致的镶边织物，背上载着巨大的华盖，华盖下是一个佛牙塔的模型，这是整个庆典的重中之重。大象的身后，众多人高举火把欢呼而行。整个康提城沉浸在一片欢歌笑语之中。
从康提城回到科伦坡，我们也从欢快的节日气氛中走出来，开始进行下一步工作。由于斯里兰卡刚刚脱离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不过十几年时间，很多设施资料并不完备，我们建筑设计所需要的基础资料非常少。于是我做了一个实地地质勘探，作为资料数据。
第一阶段考察设计
当时斯方建大厦的场地已选定，是科伦坡一个荒废的高尔夫球场。为了对场地状况做到心中有数，我请工程部在大厦场地上不同位置挖了三个探坑，发现其土质都是均匀的，密度、硬度都很高，经水浸泡后，也没什么变化。而后要进行进一步的数据测量，我布置了地质勘察的钻孔位置和钻孔深度，并提出了岩土实验内容和要求。不久，钻孔工作就开始了，我和其他负责人都到现场看了钻孔和取土的过程。但是实验报告还没出来，专家考察组就要回国了，本来让我留下来等拿到报告再返回，但是因斯方急于开工，回去要马上开展设计，所以才决定专家考察组全部回国。等斯方的实验报告做出来后，再寄到中国来。
在几个月的考察过程中，我们不但收集了大量有关水、暖、电设计方面的基础资料，还拍了很多斯里兰卡建筑方面的照片，画了很多素描，为大厦的方案设计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对斯里兰卡的建筑风格、建筑材料、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做了细致的分析。之前斯方给我们拿来一个国外设计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外观是两个贝壳合在一起的形状。领导们认为这个设计不美观、不实用、不经济，而且这项工程是由我国援建的，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设计方案。这对考察组压力很大，戴念慈总设计师和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做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既要比国外的方案美观，又要体现斯里兰卡的民族特色，还需要有新时代的气息。外貌要新颖，价值要实用，设备要先进，还要保证技术合理安全。最后，还能使班夫人和斯方的其他高级官员接受。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考量之下，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努力，我们设计出了两个方案供斯方选择：戴念慈总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八角形方案，杨芸主任建筑师设计了一个圆形方案。班夫人非常欣赏八角形的方案，包兆华模型技师就做了一个精致的模型，送给班夫人。
考察回国以后，我们马上紧锣密鼓地开始做施工图。我根据探坑的情况假定了一个偏于保守的地耐力数据，也确定了一个弹性模量，基础设计是钢筋混凝土满堂浮伐基础。两个月后，地质勘察报告寄来了，经仔细阅读后，我发现报告中的数据存在很多矛盾，而且内容支离破碎，不完整、不系统、不准确，根本无法使用。
无奈之下我只好按假设数据完成设计，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缺少一个相对准确的科学数据。就在基本完成设计的时候，1965年的5月，斯里兰卡进行大选，班夫人卸任总理。新领导人上台后，将这个项目搁置下来，因此我就被安排进行别的项目，没想到这一拖就拖了五年时间。
重回“班厦”建设
直到1970年5月，北京来电通知我班夫人又上台了，“班厦”的援建工程要立即上马，要求我立即返回北京进行设计。当时我的家在新乡、行李在二汽，我什么也没有带，就拎着一个包赶到了北京，住在部里的招待所，开始了筹备设计工作。我曾回到设计院里，发现办公楼里根本没法工作，乱七八糟，桌椅乱作一团，地上到处都是纸张，整个办公楼不像样子，人去楼空，只有两个人留守。后来，我去了趟托儿所，发现那儿还比较干净，也没人打扰，于是我就找到相关负责人商量借用托儿所开展设计工作并得到了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