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设计的工作场所就定在了这个托儿所。如此重要项目的设计居然是在托儿所进行的，现在说来多少有些可笑，然而在“文革”期间，全国上下一片混乱，能有这样一处安静所在已经是得来不易了。选定地方后，我就找人搬来一些画图桌，又从其他房间弄来一些床，因为好多人员都要从外地调回来，需要连人带行李都安排妥当。准备就绪后，我就开始和北京、新乡等多地联系，列出所需调回的人员名单，从新乡、焦作干校，以及二汽调回三十多人，在托儿所重新开始了中断五年的设计工作。
在开展工作之前，我向有关领导部门汇报了五年前已经预定的八角形设计方案。当时领导看了就说：“这个方案有什么好看的，像个唐僧帽子。”要求重新做一个方案。尽管当时我心里很不满意，但既然领导发话了也得听，只得回来重新进行设计，陈登鳌总建筑师又做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设计方案，领导看后很满意，说：“就是它吧！”但是当我把这个方案给建委领导汇报时，建委领导倒是很理智地说：“你们还是要尊重班夫人的意见，把两个方案都拿去给班夫人看再定吧。”
1970年10月份，我作为专家组副组长、总工程师兼设计代表组组长，带着这两个方案到了科伦坡。到了之后我先给斯里兰卡工程部的常务秘书、局长们讲了四四方方和八角形这两个方案，他们并没有表态。最后我向班夫人汇报，班夫人把先前设计的八角形方案的模型就放在她的办公室内，她指着模型说：“我就要这个，其他的我都不要。”
回来后，我向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做了汇报，当时大使就问我：“哎！老由，你喜欢哪个？”我说：“我当然喜欢这个八角的了！”大使说：“我也看这个好！（指八角形）”于是我们把班夫人的意见向国内汇报，可是国内却说：“你们不要拿国外压国内。”尽管如此，国内还是决定尊重班夫人的意见，顶着众多的压力，才算把八角形方案定下来。设计方案确定之后，我们还做了局部修改，原来的方案只为会议大厦设计了讲台，为了扩大使用功能，我们又把讲台改为舞台，这样就可以供演出使用了。
当时由郝辅堂任专家组正组长，我任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同时任结构设计驻工地代表，成立了专家组。
开工后不久，当地亲西方的一些报纸就报道说大会堂的设计是抄袭外国的设计方案，贬低我们的设计。大使为此找到我们询问缘由，我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给他讲了一遍。大使指示说：“由你（指我）来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事实。”会议消息发布后，很多记者，包括新华社记者都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把我们和外国的设计方案都进行了讲解，并展示给记者们看。我们设计的八角形大厦，造型新颖别致，富于斯里兰卡的民族特色，既有时代气息，也不失斯里兰卡建筑风格的古朴，建筑造型与斯里兰卡的其他建筑浑然相映，技术含量高，还很实用。而国外的设计方案就像两个贝壳合并在一起。这样一来，记者们才恍然大悟。第二天，当地很多报纸如实报道了八角形方案的信息，澄清了事实真相。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次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其情景令我终生难忘。没有多少人一生之中能有这样的机会，在世界面前为自己的国家正名，我不辱使命，让我们为了“班厦”的设计所付出的辛劳与汗水没有付诸东流，加深了中斯两国的信任与友谊，更维护了中国的尊严。
大厦开工以后，我对当年保守使用的数据心里一直不踏实，在一段大会堂基础挖出来以后，我就想做野外实地地质实验，来证实原来假设的数据是否正确。我找到科伦坡地质勘察研究所寻找工具，那里有5000平方厘米的钢板圆盘、20吨千斤顶、千分表，以及压千斤顶的重型钢横梁。这样，在野外实地地质实验的设备全部都有，只缺锚杆。当大厦基础土方挖到基底标高时，我观察整个基底土质是均匀的，呈砖红色，与探坑的土质相同。于是我开始做实验准备，在基础坑中定了五个点。从第一个点到第五个点做完实验，共进行了七天七夜。我们四个设计代表轮流值班做记录。最后，对测定记录做了整理，反算出地耐力和弹性模量比我假设的大了不少。这样有了科学依据，就彻底消除了心中的顾虑，可以安心地进行施工建设了。
重回“班厦”建设
由于特殊的造型，在大厦的修建过程中，我们面临了很多技术困难，在全体设计施工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难题一一得以解决。
当时要在标高8米的结构平面上悬挑最长7米的钢筋混凝土梁，端部有每根10米高、间隔1.1米、重2.75吨的钢筋混凝土的遮阳板。每根悬梁端部要承受约11吨的集中荷载，这无疑给结构设计带来极大的困难。我考虑将悬挑梁的端部封檐梁断面做大一些，封檐梁刚度大，而这些悬挑梁与封檐梁共同成为一个空间体系，靠短的悬挑梁把长的悬挑梁的变形平衡掉一些。我就确定了这个结构设计。
中间悬挑的7米的梁变形肯定比实际计算的小，但是小多少，没有具体的公式可以计算出来。为了做到心中有数，能有个具体数据，我就让测量工在浇筑标高8米混凝土板后就开始测量，一直测量到完成整个工程。最后结果是：梁端变形是原来平面结构计算的五分之一，也就是梁在空间作用下的变形是平面作用下变形的五分之一，说明这种结构的空间作用值得研究和发展。当时这层楼板及梁的设计是在我指导下，由天津大学17名应届毕业学生到这里实习做的。
而最大的结构设计问题产生在屋面结构设计上。大厦屋面是对称八角形的，对角线长度为108米，外檐挑出12米，外廊有40根24米高的柱子，内部柱网为长方形，8米标高的楼面由长方形柱网向外悬挑梁的办法形成内八角形楼面，而这个楼面才是大厦会议厅的地面。因此，屋面的施工必须在8米标高钢筋混凝土楼板施工完成后才能进行，这是在设计时必须考虑的。
当时我国生产的塔吊臂短，起重量低，塔轨须铺设在外廊40根柱子外，这样，屋面结构设计时，为了结构轻便，我采用平面梯形钢屋架，使中间长方形变换成八角形，周边钢屋架则采取放射形，雨水从天沟通过内落水管排出。
1964年在斯里兰卡考察时我就把这个方案做出来了。回国以后，我就按照这个方案开始做施工图设计。这个方案被建设部的一位总工程师得知后，他就出来坚决反对。他写信给建设部部长，说我设计的这个结构非常不合理，应该做成放射形空间钢结构。当时部长就指示，要他来抓这个事。他找了当时金属结构设计研究所，做了一个空间钢结构方案。这样，这两个方案引起业界很大的争论，给设计院的压力也很大。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加班做设计，设计院的院长来到我办公室，对我讲：“老由啊！你年轻，他们都是专家，你不要和他们争论了，就听他们的吧。”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设计没有问题，就回答道：“那也得讲理嘛！”
经过多方面比较，听取各方面意见，发现对方提出的方案存在几个严重的问题：第一，其方案是中间钢结构的环，钢桁架向周边放射，形成一个放射形空间，大厦屋面成八角拱形，这样的设计非常不利于会议厅的声响效果，如果再做一个平吊顶，就要用大量的钢材；第二，为了做空间放射形方案，内柱网也要修改，建筑更改很大，原来的效果也没有了；第三，施工存在很大的困难，因为放射形中间环非常大，重量在10吨以上，要在8米平台拼装，这样会给平台增加很大的荷载。而且吊装上去，下面还要用架子支撑着，不能动，一直要等到钢桁架安装完毕，支撑架才能拆除。就这样，由于这些原因，这位总工程师不得不放弃原来坚持的意见。最后按我做的方案完成了屋面结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