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是两层，建有6个小会议室和一个讲演兼电影厅。其中有一个可容纳438人的会议室，坐席为固定马蹄形布局，有102个即席发言设备和扩声系统。另一间会议室也可容纳438人，坐席可灵活布局，有7种语言同声传译设备，60个即席发言设备和扩声系统。还有两个相同的可容纳50人的会议室，每个席位都设有即席发言设备。最后两个相同的小会议室可容纳30人。讲演兼电影厅可容纳208人。
四段是三层，为秘书处办公楼，一、二层为大厦管理人员办公室，三层为班夫人专用办公室和起居室。这座建筑为正方形布局，周边封闭围合成天井，中间围成庭院，带有内挑檐走廊。庭院内绿地茵茵，中央有一棵古树，此古树枝叶茂盛，且树叶一侧落叶时，一侧长新叶，此起彼伏，呈现出一幅古老、别样的园林景观。（如今这棵古树已不存在，新种植的一棵约有两米高的小树，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色。）
在办公楼西侧，工作人员的餐厅外观新颖，由四个伞壳组成，由四根柱子顶起，形成向上翘起的伞一样的四边形，非常美观。
附属建筑之间，都是由各种样式的柱廊相连。
主楼正门前方是一个喷泉池，南侧和西侧是旗杆。大厦位于院落中央，院子的正门挂着一个蓝色木牌，上面用僧伽罗文、泰米尔文、英文、中文四种语言文字书写着“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周边还有停车场和园林景观。
当年施工时，我国施工机械还不是很发达，很多工作都是用手工工具完成的，所以也可以说“纪念班达拉奈克国际会议大厦”是世界上最大的手工艺品。
1973年5月17日，大厦举行竣工典礼。周总理因病未能出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元帅作为特使率代表团参加，并与班夫人一同为大厦剪彩。典礼上，演出了班夫人的女儿（后来曾任斯里兰卡总统）编导的名为“光明之路”的舞剧，以叙事的方式描写了从历史上僧人法显赴斯里兰卡求法，直到建设成国际会议大厦期间，中斯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班夫人还赠送给周总理一个大厦的精美模型，上面镶有一个当地产的红宝石，并将大厦揭幕拍成纪录片，送给周总理。
大厦刚刚落成，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即在此成功召开，随后又召开了几次国际会议，从建筑造型艺术和使用功能，以及施工的质量方面，都得到了世界各国代表极高的评价。197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通知，表扬大厦的设计和施工。“班厦”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戴念慈总建筑师和我，以科技人士被特邀参加了首都北京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作为特邀嘉宾，我们晚上还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了“五一”烟火。那年所有特邀嘉宾的名字都光荣地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一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给所有的人都留下了难忘和美好的回忆。
此后，“班厦”又获得了许多崇高的荣誉：1978年获第一届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设计奖。
2009年被中国建筑学会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建筑创作大奖项目。
2010年在全国纪念经援工作60周年大会上，领导对“班厦”是这样评价的：“无论是设计上，还是施工质量上，‘班厦’迄今为止是最好的。”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对所有参与“班厦”项目的设计者和施工人员所付出辛劳的最好的奖励。
回访“班厦”
转眼间37年过去，2010年传来“班厦”要进行维修的消息，不禁勾起了我当年那份难忘的回忆。2010年1月22日，我接受邀请再度来到斯里兰卡，回访了阔别37年的“班厦”。23日，刚一抵达，我就迫不及待地先来到大厦。一别37载，当我第一眼再见它时，心里别提有多么亲切了。它依然是那么的庄严、俊美，与当年离开时别无二致。我快步走近，大踏步地迈上当年不知上下过多少次的台阶。我抬起手来，不断地拍打外廊的柱子，可无论用多大力气，都无法表达出我对它的亲热劲儿。也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抒发我的惊喜：“别了37年了，你还是这样好！”
那日，斯里兰卡的风，依然是那样的轻柔，吹拂在我的身上，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清爽，这清爽振奋着我难忘的“班厦”情怀。
那日，斯里兰卡的阳光，依然是那样的和煦，照在我的身上，还是和当年一样的温暖，这温暖洋溢在我激动的心间。
25日，“班厦”管理处对我的回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仪式上，鲜红的地毯铺在地上，让人看了格外的亲切，全体“班厦”员工夹道欢迎，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亲切又喜悦的笑容，明媚的阳光下，笑容是那么的灿烂。欢迎仪式过后，当地媒体对我进行了新闻采访，现场还表演了具有斯里兰卡民族风情的舞蹈，那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热情欢快的场面，更是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遥想当年刚刚接到“班厦”项目之时，我只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之前从来没有接下过像“班厦”这么大的项目，如果是现在，恐怕没有哪个年轻人敢担负起这么大的责任，同样，也不太会有人放心对一个这么年轻的建筑师委以如此重任。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各方面人才都是少之又少，国家能把这样一个机会给我这个初出茅庐之人，是对我最大的信任。
记得1964年随专家组赴斯里兰卡考察时，有的专家极为不适应飞机上长时间的颠簸，在机舱里不断呕吐，滴水难进，脸色发青，犹如大病一场，袁院长见到后很心疼。考察结束时，袁院长向大使馆参赞提出回国走途径香港的另一条航线，这样可以缩短旅途，转机方便，能减轻坐飞机的不适反应。当时袁院长跟参赞说：“我带的这只队伍是国家的宝贝，他们的身体我要负责。”听到这话，我心里还有些纳闷：“我只是个三十多岁的‘萝卜头’，算什么宝贝。”但是慢慢我就明白了国家对我们的重视，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国家正是将希望寄托在我们这些最初培养的技术人才身上，纵然我们年纪轻轻、经验浅薄，但是国家却依然放心将重任交予我们的手上，这是何等的期待。
因此，我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留苏“海归”，有责任也有义务来承担国家交给我的任务，虽然困难重重，我自当仁不让。想想当初刚过而立之年的我，也真是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为了“班厦”的建设废寝忘食，面对权威不轻易屈服，坚持己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突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最终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建设任务。
“班厦”建设的成功不仅加深了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之间的友谊，让新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海外认同，更让我从中受益良多，许多新技术的创造、应用与实践，极大地提升了我的知识水平，更加巩固了我的专业基础。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锻炼了我的海外建设经验，日后更多海外项目的成功，得益于在斯里兰卡的“班厦”建设经验。
创造全新施工技术
1973年从斯里兰卡回国后，我并没有闲下来，本来让我当副总工程师，但一直没有任命，后来任命我做设计所的副所长。我在当副所长的时候先接到了和平门烤鸭店的建设项目。起初袁院长反对，他说：“咱们设计院怎么能去设计烤鸭店？”我说：“设计烤鸭店又不让你烤鸭子，咱们是设计房子。”虽然说服了院长答应下来，但是最后这个项目还是没有干成。随后在1975年，我就接到了巴基斯坦的工程项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