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任务是设计巴基斯坦体育综合设施。1974年伊朗德黑兰亚运会期间，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申请主办1978年的第八届亚运会，并获得组委会的支持，亚运会协会主席也由巴基斯坦人担任。为了申办这次亚运会，巴基斯坦决定在伊斯兰堡建设综合体育设施，中国参与援建，于是我又成为中国援助巴基斯坦体育综合设施工程的总工程师兼设计代表，负责这个项目。可惜就在1975年底，巴基斯坦因为国内经济萧条，政局也动荡不安，只得放弃亚运会的主办资格。不过巴基斯坦综合体育设施的建设却没有停下来，一直到最后顺利完工。
工程之初，我和乔局长以及天津体委的领导首先飞赴巴基斯坦进行了考察，结束之后我就开始负责设计工作。这次的设计我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71260平方米，由设有1万个坐席的体育馆、设有5万个坐席的体育场、练习馆及运动员招待所等组成。其中最大的技术难点就是体育馆93.6米×93.6米的正方形顶盖的架设。我在设计上有个习惯，不会老老实实地做出一个设计，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将设计最优化。
顶盖的设计中，如果中间的跨度和挑出来的比例是1∶5的话，也就是中间的长度是两边挑出来的每一边的五倍，这样做最节省材料，是最经济的比例。93.6米的五分之一差不多有20米，这个空间很大，不能够浪费，该怎么用呢？当时我和陈福生两个人都考虑用网架。在国内已经做了几个网架的工程，第一个就是首都体育馆。所谓网架，就是像网格做的钢结构。其具体操作就是设计完成以后，搭一个满堂架子，将一个一个小的部件吊到顶部，拼装成屋架。这种施工方式工作量特别大，而且操作也比较麻烦。比如上海体育馆的网架是圆形的，它是首先在地面上拼好了，再用四根扒杆提起来，在柱子中间将网架翻转过来，然后放在柱子上。
至于如何处理体育馆的网架，我们想了一个主意。采用多千斤顶顶升技术，即用8个千斤顶将网架交替顶升上去，最终完成网架顶盖的架设。
虽然这么设计出来了，但是具体操作时却难度极大。因为是8个千斤顶共同提升，所以必须同步，8个千斤顶任何一个歪了就会卡住。问题在于当年没有更先进的设备来控制观察8个千斤顶上的支点是否能做到同步提升，只能依靠经纬仪来进行观察。正因为技术难度很大，反对这个设计的人很多，他们说：“这个设计国际上也没有做过，你这样做是冒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多，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进行尝试，而且我们当时也有优势，与国内建设缺少经费不同，援外项目有钱，可以申请实验费。所以我们就在建筑科学研究院做了一个模型实验，以测定每个节点压应力的数值，结果测出来的应力和我们计算值一样，所以我们心中就有了底。为了进一步做到心中有数，我们到天津搞了一个比较小的模型，只有预计的四分之一，顶的效果非常不错，这样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决定按这个设想一干到底。
当时的一个经济参赞还问我：“老由，这个技术你有把握么？”我很坚定地回答道：“当然有把握，我就站在下面，如果塌了，就把我砸死。”他风趣地说：“你死了有什么用，影响可就大了。”就是说我的命可抵偿不了这些东西。虽然这些都是当时的玩笑话，不过要采用这样前所未有的施工结构，大家都顶着极大的压力。最后，终于成功地将网格结构的屋架顶了上去，不过我没能亲眼看到，之前我因为别的事务已经回国，是陈福生在现场进行指挥，就是用经纬仪进行观测，顶了七天，最后获得了成功。
这种结构在国际上没有先例，是一种新的尝试，可以说是我和陈福生合力创造出来的。
当年在巴基斯坦的工作条件也十分艰苦，当地气温很高，在高温暴晒下钢结构材料变得很烫，都能把工人的手粘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对工作精益求精。钢结构的每个节点都是用高强螺栓连接，工人们就在高温下用高压泵对钢结构喷砂除锈，将表面打得光光亮亮，再将螺栓安装上去。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地进行检查，确保工程质量万无一失。
经过中巴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艰苦努力，整个工程到1984年10月最终竣工。这座体育场造型新颖明快、美丽大方，就像一颗秀丽的明珠镶嵌在伊斯兰堡风景区中。而我因为别的工程已于1979年5月返回国内，没能见证其最终落成。巴基斯坦体育馆的建筑本身并没有什么特点，但是在结构上采用了新技术，后来这项工程被评为建设部的二等奖。
虽然在技术上对巴基斯坦的工程进行了创新，也节省了大量的钢材、模版等材料，不过事无完美，这种设计也存在一个缺点，四根大柱子，一根占地4平方米，4平方米的柱子放在屋子里面，占据了看台上的空间，并且形成死角，容易挡住观众的视线。现在可以容纳7000人的深圳体育馆，也是我们设计院设计的，就比巴基斯坦体育馆的设计聪明多了，把四根柱子放在外面，看台从两根柱子里凸出来，这样就克服了影响观众视线的缺陷。深圳的副市长风趣地说：“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四根柱子都在外面了。这个设计获得了国际上的银质奖，其结构来源于我们巴基斯坦体育馆的设计创意，但是从建筑结构来讲更加高明了。
在巴基斯坦的生活
我在巴基斯坦整整待了五年时间，本来因为亚运会预计四年就能完成的巴基斯坦综合体育设施的建设任务拖了八年。这五年在巴基斯坦的生活也令我难忘。巴基斯坦夏季炎热，气温达四十多摄氏度，却又和斯里兰卡那种岛国的炎热不同，是干热的。当时我和戴念慈的秘书一起住，他姓石。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二层楼的顶层，既不保温又不隔热。太阳就晒在屋顶的混凝土上，热量辐射进屋子里，晚上热得我们根本没法睡觉，于是我们就到阳台上去凉快。石秘书看过小说《基督山恩仇记》，有时就给我讲里面的小故事，一直讲到半夜两三点钟，我们才回到屋里睡觉。
不过在巴基斯坦那几年并不像在斯里兰卡那么辛苦，我们提供技术指导，施工的都是巴基斯坦的工人，工地的负责人是军官，都是上校和中校级别的军官。那时我也在工地给他们讲课，比如对结构如何进行抗震设计等方面的知识。直到我走后，再有国内相关人员去巴基斯坦时，那些军官还说：“我们想念由总工程师，他现在在哪里了？他以前给我们讲了好多课。”
我们在巴基斯坦援建期间，国内打倒了“四人帮”，当时驻巴基斯坦大使陆维钊特意邀请我们去吃饭，还拿出茅台酒来庆祝“四人帮”的倒台。
巴基斯坦的工程建设让我在专业领域更加成熟，让我越来越有能力独当一面，也正是因为多年在海外的工作经验，我越来越多地被委以海外工作的重任。
艰难起步
中国从“文革”的动乱中摆脱出来后，就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在海外的建筑设计施工承包工作也随之展开。1979年建研院将我从巴基斯坦调回就是让我开始做国际承包业务。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去进行国际承包的一批人。诗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对于从未有过海外承包经验的我们而言，从头起步确实是一件难事，尤其是经历过“文革”的破坏，让这开端变得更加艰难。
1979年5月份我从巴基斯坦回来。10月份，当时建设部设计司的司长王挺提出要我把设计搞到国外去，最先是去也门，院里面就同意了。那些年我终日奔波，在国外待了五年，刚刚回来，又要叫我走。但是我也习惯了，那时对我来说出国比在国内出差还简单，拎着包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