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去也门时我只带了三个人，后来又加上十几个，有搞建筑的、搞结构的、搞预算的，还有施工人员，一共十八个人，当时将我们称为“十八勇士”。我们什么都没有，包括资金，就这样赶赴也门。还好当时有一个叫崔广星的人，在那里做了一个大会堂的方案设计，拿了定金之后对方又决定不做了，因此就有了大概100万美元左右的资金，这就是我们在也门展开建设的基础。
在也门的生活环境同样艰苦，住在纺织厂的一个工棚里，屋顶上老鼠乱窜。我是也门经理部的副经理，也就搭张床住在厨房。设计条件也很差，用装海运货物的箱子上的板子钉成一张桌子，就在上面画图。一开始去的都是男人，后来又来了两个女的设计人员，一个姓傅，一个姓胡，都四十多岁，一个是建筑师，一个是结构工程师。于是我们就在男厕所里圈了一个女厕所，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多么艰苦。
承包业务之初，我们接了一个电视小楼的项目，2000平方米。可是即便有了工程，我们没钱，也没有材料，所想的办法堪称狼狈：当时我们向荷台达棉籽榨油厂经济援助组借了一台混凝土搅拌机。这台搅拌机已经十分陈旧，打一盘混凝土就得焊一下，因为漏浆。这钢筋怎么弄呢？现在有钢筋切断机，那时候什么设备都没有啊，就拿克子（像凿子一样的工具）克，然后用锤子砸，把钢筋砸断，然后再用扳手人工扳弯。材料没有怎么办？没有钱买。当时经参处有一个仓库，仓库的门也不锁，经济援助剩的东西都在里面。我们就打起了仓库的主意，说“偷”不好听，反正没有人看见我们就拿，拿这些材料来盖这个小楼。等到经参处发现了，再去锁仓库，我们的小楼也盖得差不多了。就是靠着这样一些方法，我们艰难地完成了这个项目。“万事开头难”，能够迈出这一步，已经让我们感到欣喜。一个项目的成功，为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承包工程。
因为人力有限，我一个人独自承担了很多工作：对外谈判、经营、设计，连地质勘探都归我负责，可谓事无巨细。通过对外谈判，我联系到很多项目。比如现在萨利赫总统官邸是我们设计和施工的，建了两栋一模一样的房子；还谈了三个省政府的办公楼，一个在马里卜，一个在焦夫，第三个在萨达。
去马里卜实地考察时，也门政府开始给我们提供了一架连安全带都没有的“伊尔14”小型飞机去那里。飞机一颠簸，人就从座椅上弹起来，有时头都能撞上飞机舱顶。现在想起来，不知那时怎么连那样的飞机都敢坐。
而焦夫的工地连机场都没有，我们当时就无法过去。
可是对于将来运输问题怎么解决心中没有底，于是我们又向也门公共工程部提出坐汽车去考察建筑场地。
当时，由也门电工部的局长陪着，开着三辆丰田吉普车以品字形排开前进（以品字形排开是防止前面的车辆陷入沙坑，后面的车辆也跟着陷入）。先去马里卜，一路上有一大段是沙漠，很难走，经常是一辆车陷到沙子里，另两辆车赶快去拽。就这样你拽我，我拉你，艰难地来到了马里卜。从马里卜到焦夫更难走，全是沙漠。这次考察前后去了两天，在马里卜待了一天，住在一个小学校舍里，那里蚊子很多，无法入眠，其余时间都在路上和工地现场。等回来以后，我们一个个都像沙子堆起来的“泥猴”，连耳朵眼儿里都是沙子。考察过后，我们就签订了合同。
艰难起步
尽管签约很顺利，后续过程中，初次海外承包的麻烦又暴露出来。签完合同以后，也门公共工程部部长要给预付款，但需要我们提供银行担保，可是银行担保国内办不出来，当时国内的银行都不办理这种业务，不给我们开担保证明。工程部部长对我讲：“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来承包？我把钱都准备好了，你的担保怎么不拿来呢？”
这个时候简直急得我团团转。
之后我和商务处的刘参赞商量，我说：“怎么这么难，我们出来承包是国家派的，可现在走投无路了。”他说：“我给你联系当地的建设银行，让他们给你开。”因为过去经济援助的材料钱都经过它。他跟当地建行行长一说，行长当即决定让我去面谈。我过去跟他谈了这几个项目，他说：“我可以给你开担保，但你必须让大使给我一个保证。”这个可就难了！
当时的中国驻也门大使是钟汉九，我找到他，我说：“大使，你给我们写一个保证，完了我们就能承包了，要不然影响太坏了。”“我给你担保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大使馆的房子也是国家的，我给你担保有什么用？”“你的担保就有用，你是人大任命的，你这个官大了，你写个保证书，人家就给开。”求了两天，大使才说：“好，我给你写一个，至于管用不管用，我就不管了。”
就这样我把大使的保证书交给银行，顺利得到了担保。我们开始是五个项目，有了预付款就可以活动起来，进行这些项目的建设。
这个时候国内开始发材料到也门来，仓库有什么发什么，不管我们用不用，连过期没用的白水泥都发过来了。开始承包就是这样子，国内只管这些，人员的吃住都不管。
就这样，靠着我们的努力，逐渐地扭转了刚到也门时“一穷二白”的状况。所完成的项目无论设计还是施工都获得了好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也门的建筑市场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打开了。因为过去我们在也门做过经济援助项目，修建公路、医院、学校，中国驻也门大使馆也是我们设计的，这些建设项目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当地人对中国人以及中国的设计和施工都非常信任。
合作经营也中公司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商务参赞介绍一个当地的部落酋长给我认识，他叫罗维桑，要和我们合营做建设项目，谈妥合营事宜之后，建工总局的局长肖桐来到也门，与罗维桑签订一个《合营计划》，就此成立了“也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这是一个一条龙式的合营建筑公司，所谓一条龙就是勘测、设计、施工全部承担，这还是我国首例在海外建立这种类型的公司。当时我是也中公司的总经理，副经理是当地的一个人，副董事长是我们院的副院长，正董事长就是罗维桑，我们的合作关系就这样成立了。也中公司成立是在1981年年初，我和罗维桑相处融洽，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也中公司成立一年之后，设计院将我调回国内工作，另派了中建公司的一个人去接替我的工作。就这样，我回国闲下来一年，挂着副总工程师的名，却也没有什么工作，就当是休假了。
中建公司派去接替我的人，罗维桑十分不满意。一年以后，罗维桑来到中国，非让我回去。我们院不同意，他就说：“由宝贤要是不回去，中建公司得赔偿我们的损失。”后来罗维桑就干脆在北京饭店不走了，他说：“你不让由宝贤去就不行。”肖桐只得找了中建公司的经理，还找了我们院的院长，最后把我再度派到也门。
基于一年前我离开时也中公司出现的问题，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人员得由我来挑选，国内不要随便派人去，否则我没有办法管理。我挑选了技术人员，施工队伍则是由我和罗维桑一块儿挑选的浙江二建。1983年，在人员齐备之后，我再次回到也门。
这次我在也门工作了两年零五个月，我的老伴儿也去了，这是我多年海外工作经历中，老伴儿唯一跟去的一次。那个地方不采暖也没有空调，她没有事情干，就帮忙晒图。两年五个月后，国内通知我回去，那时候我已经被任命为副院长了，但是还没有回去上任。当时罗维桑不同意。我说：“不行啊，我得回去当院长。”后来他看没办法，就说：“你还兼这个地方的总经理，现在的总经理只是代理，什么时候让你回来你就得回来。”就这样我才离开了也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