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俄国人并没能长期占有这座年轻的城市。1904年，日、俄间的长期矛盾终于爆发，两国在辽东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年多的战争。这场战争让东北人民深陷痛苦，数十万民众家破人亡，惨绝人寰，东北大地生灵涂炭。然而战争的结束却并没有减轻人民的苦难。俄国在这次战争中失败而还，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地领水之租借权以及有关的其他特权，均移让与日本政府。至此，大连又如同玩物一般，落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经历了四十年的统治，直至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解放了大连。
可以说时至今日，大连其实是饱受了苦难，尤其是日寇的殖民统治带给大连无以复加的屈辱。而我正是出生、成长于那样的年代，体味了更多的辛酸，更能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我的家族
我在东北的老家是位于旅顺和大连之间的黄泥川，以前我的爷爷就在这里的农村种地。爷爷没有文化，他活着的时候我还很小，但是他去世的时候我却能记得。我没有见过奶奶。 爷爷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是老三。以前大伯父和二伯父在黄泥川和爷爷一起种地。日俄战争时，日本占领了旅顺，大连的农村经济都崩溃了，于是大伯父和二伯父就到了俄国的海参崴去做洗衣工，而父亲则跟着我的姑父学起了木匠。“十月革命”时，两位伯父从海参崴回到了农村。二伯父当时得了关节炎，那时也不会治，听说用蒸汽蒸能治好，结果也没有疗效，后来就去世了。我并没有见过二伯父。父亲还有两个姐妹，就是我的大姑和二姑，她们都生活在农村，我跟她们的接触很少。
父亲跟姑父学了木工手艺之后，做起了木匠。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大连，为了进行建设而大兴土木，父亲就在大连做木匠活。一年以后，他当了小包工头，后来成了一个小的承包商，开了间公司，叫“万生成”。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父亲叫由万治，我的小名叫德生，我哥哥的小名叫德成，从这三个名字中各取一个字，就成了这个名字。
别看父亲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却非常聪明。在建筑行业木工的技术性很强，放线、放样之类的技术活父亲都会。虽然目不识丁，他却能把盖房子的图纸画出来，当然盖的房子是最简单的，就是把农村的三间房子摞起来，前后连起来，变成二层小楼。他不会计算，所以不能盖高的楼，顶多就是两三层。但是他可以预算出盖这个房子要用多少砖、多少水泥、多少钢筋，这些他拍脑袋就能算出来。我们那条街上的房子有70%～80%都是父亲盖的。当时我对父亲的工作不以为然，觉得不念书也能盖房子，没什么前途。可是冥冥中似乎是天意，最终，我竟然也进入了建筑行业，盖房子成了伴随我大半生的事业。
1945年日本投降，父亲把他的家产全部上交后，就到大连工学院的基建处当工程师去了。他六十多岁的时候因为脑溢血去世，那时候我正好在苏联，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
父亲很能干，也非常善良，从来没有打过我，而且乐于助人。虽然父亲没有文化，但是他有一个原则，不管是我们还是他的子侄，甚至是没什么血缘关系的人，只要能念书，他就全供。那时时常有一些陌生人住在我们家，只要他们想念书，父亲就肯接济。有时候我哥哥的朋友到我们家，父亲就养活他，供他念书，一直如此。父亲认为这一生没有念书是他最大的遗憾，所以让我们念书成为他很大的心愿和目标。虽然他没有办法自己教我们，但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认真去学习。
父亲一生就是如此，所以我姐姐现在还说，我们能有今天，是因为父亲做善事的结果，这就是好人有好报。在家庭里，无论是做人方面还是教育方面，父亲给我的印象都格外深刻。
我的母亲叫李新惠。她原来没有名字，一直到解放以后，才改叫李新惠，过去都叫由李氏。那时母亲还是缠足小脚。姥姥以前靠乞讨为生，有五个女儿，好像没有儿子，姥姥就靠这五个女儿养活。我没有见过姥爷，对他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对二姨、四姨、五姨还有一点印象，脑子里有个模糊的样子，但是从没见过大姨。我母亲在家中排行第三。
我们这一代兄弟七个，大伯父有两个儿子，二伯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有两个儿子，我最小，排行老七。一共七个姊妹，大伯父有三个女儿，二伯父没有女儿，父亲有四个女儿，七个女孩中我妹妹由淑贤是最小的一个，她现在在北京水利局设计院工作。
因为原来家里比较穷，我们兄弟七人中念书的本来就不多，一直念到大学的只有我和我哥哥两个人。哥哥考入了东北工学院建筑系，1955年毕业，之后在冶金部设计院工作，后来回到大连。其他的孩子有的念商业学校，有的可能就没有念什么书了。姊妹里面念大学的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二姐，她公费留学到日本，是学医药的，后来在鞍山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育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九七几年时因肝炎去世了，那时我刚从斯里兰卡回来。再一个念大学的就是我妹妹由淑贤，她在大连工学院学水利。现在在北京的有我三姐由淑韡（读wěi）和她的女儿，还有我的妹妹由淑贤。我妹夫是友谊医院的内科消化科主任，现在退休了，我们两个是中学同学。
出身在日本殖民地社会
1932年9月我出生在大连，那时“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快一年，日军已经开始全线侵入东北。在此之前，大连已经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二十多年，当时属于关东州，不属于伪满洲国，大概有60万人口，其中日本人就有10万。那时我家住在西岗区，那里是中国人的居住区，在西岗子蓬莱街上有我们家自己的一栋小房子，楼上楼下各有三间房，中间有个走廊，后面也是这样，楼下、楼上各三间，还有个小院。那时的房子没有间距，一家挨着一家。当时我们家的条件在大连算是中等，还不错，不过到最后连吃饭都困难了。
由于生来的环境就是日本殖民地社会，我从小就受到日本人的欺压与凌辱，所以，一些记忆非常深刻，而且从骨子里对日本人特别反感。我稍微懂事点儿以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坐车。当时大连的公共汽车分两种：黄色的公共汽车和红色的公共汽车。黄色的当时称为“慢电”，就是巴士车，是日本人坐的；红色的叫“劳工车”，是中国人坐的。中国人要排队，如果排错了，站到了日本人那里，日本人拽出来就打，非常可恨。
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很困难，可日本人的日子倒是挺好。吃饭的时候，日本人就拿着饭盒，盛着米饭，里面放着日本产的红色的酸杏子，就像日本国旗的颜色一样，而中国人就只能吃窝头。有窝头吃已经算不错的了，当时日本人甚至让我们吃橡子面，橡子就是柞树的果实，有点儿像榛子，但是它是软的，人吃了这种面会便秘的。两种待遇对比非常明显。对中国人极低的待遇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前夕。记得1945年春节的时候，殖民政府给每个人发一钱肉，那时计量单位是十六进制，十六钱是一两，我们全家不到十口人，大过年的连一两猪肉都吃不到，生活窘迫到了如此地步。
小学生活
日本在侵占东北时，就开始实行一些殖民的奴化教育，这也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实行的教育也是天皇的教育敕语，其实就是想通过宣扬日本的思想文化，培养日本精神，然后从思想上去麻痹、奴化东北人民，瓦解我们的民族意识，泯灭我们的抗争精神，最终实现同化，使我们成为效忠日本天皇、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顺民”。因此在大连解放以前，我就一直接受着这样的奴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