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就适应了预备部里的新环境。当时到留苏预备部报到的有200个人，都是高中毕业以后去的，但最后剩下80个人。在离开的人中，有的是政治审查不合格，有个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都没通过政审，大概是有海外关系的缘故；还有的是因为身体检查不合格。除了我们这一群高中毕业生以外，还有一些同学是从已上大学一年级的大学生中选去的。我爱人就是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一年级选去的。当时教育部考虑，国家培养1个大学生，一年需要8个农民劳动创造的产值，如果等大学生毕业后去国外留学就需要20个农民的劳动产值。现在从国内的高中毕业，然后送去国外的大学培养，不就省钱了嘛，所以就在我们这批人里面做实验，一年以后，就让我们总结，问：“你们到底行不行？”我们说：“我们是完全可以适应的。”
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从我接触的这些同学来讲，多是“书呆子”。比如说体育活动方面，我在俄专也是文体委员，要动员同学们出来做体育运动实在太难了。那时学校还给我们一个任务，礼拜六要学跳舞，动员这个、动员那个，最后连我自己也没兴趣。当时上演一些苏联的俄文电影，像《列宁在十月》等影片，大家也还愿意看。在那里的时候钱也不少给，每个月10块钱，但我们生活很简朴，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以到了大学以后，我没感到生活有变化，觉得生活很单调，就是念书、学习，当然也有谈恋爱的同学。
在留苏预备部的收获
从1952年到1953年，我在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中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包括俄语和其他方面的各种知识，收获颇丰。
第一，我的俄语在俄专里面算是好的，因为在大连的时候从初中我就开始学俄语，一直到高中，考大学也是考的俄语。刚分到俄专的时候，学校先进行了俄语的水平测试，根据我们的俄语水平分班，我被分在高班，第十七班。我爱人她们都是三十几班的，因为她不会俄语，我就是在俄语上占了一点优势。俄专里面大多数俄语教师都是苏联专家的夫人，所以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俄语水平提高还是比较快的。尽管如此，刚到苏联的时候，头三个月根本听不懂，因为我们不适应他们讲话的速度、语调、语法，根本来不及反应。说汉语时我们不会过多考虑这句话的主语在哪、谓语在哪，学俄语的时候就要找主语和谓语，但是一讲课的时候，就根本顾不上去找哪里是主语、哪里是谓语。
第二，来到俄专以后，自己的生活能独立了。原来在家里都是母亲为我打点生活上的一切，现在一个人在北京上学，我逐渐学会了打理自己的生活，不再需要别人操心。
第三，我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1953年3月5日我在俄专申请入党（正巧是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1957年在苏联正式入党。刚到苏联时还不能发展党员，后来我们的党组织关系交给苏联校方，到1956年又分开了，分开以后可以发展党员了。
在留苏预备部学习一年之后，我们就按计划被派往苏联留学。当时给我们留苏人员的待遇极好，准备了五年的衣服，装了两个箱子，都是提前做好的。大衣、西装、皮夹克等，应有尽有，衬衣大概六七件，皮鞋五六双，连书包、刷衣服的刷子全都给配齐了。吃得也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同学们都给校长提意见：“我们吃得太好了。”而校长却说：“就是让你们吃好，到那儿好好念书。”那时候就觉得，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花这么多钱，不好好学习不应该，总有一种报恩的思想。
虽然当年并没有随了我的心愿考进航空专业，而是到了北京俄专留苏预备部，但是这仍然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遇。这个机遇既是我自己创造的，也是国家给的。我一直都在努力学习，如果没有我自己的努力，高考都通不过，也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当年正好国家要进行试验，从高中毕业生里选拔留苏学生，否则，再怎么努力我也不会直接进入留学苏联的行列。而且那时我的条件还算好，没有海外关系，体检也合格，因此才符合了去苏联的条件。当年我年少气盛，对自己信心十足，总是觉得到哪里都能学得好，不一定非要去苏联，结果因为这种想法，我还被党支部书记严肃地批评了一次。现在想来，幸亏自己当年抓住了这些机会，正是进入留苏预备部进而留学苏联，才为我日后从事建筑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奠定了我如今的成就。
苦心于学业
1953年9月，我们踏上了留学苏联的旅程。当时有一个规定，不允许家属送行。我们出国要保密，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说是留苏预备部的学生，所戴的校徽都是教师专用的红色校徽，对外要保密。那时候感觉挺神秘的，到底我们去了以后会学得怎么样呢，学校会是什么样呢，一切都是未知数。对于异国他乡的好奇，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我们包了一列从北京到满洲里的火车，坐席和卧铺都有。年纪大的同学晚上睡觉，白天坐着，年纪小的同学白天睡觉，晚上坐着，轮班倒。当时辽河发大水，我们走了三天，绕过通辽到了满洲里。到了满洲里后，要换乘苏联的火车，一列火车装不下这么多人，就让一部分人等着，另一部分人先走，我们高班的先出发，我爱人他们就是后走的。当时的翻译是个从哈尔滨来的女同志，她是混血儿，后来到古巴当过参赞。就是她一路上帮助我们跟苏联人交流。上了火车以后，负责人安排女同学坐在软席卧铺上，男同学坐在硬席卧铺上。还有一个规定，是最折磨人的，要求在火车上吃的食物不许剩。这都是我们翻译出的主意，她说：“剩了表示对苏联人不尊重。”那时吃饭就是三个男同学、一个女同学互助，女同学可以剩饭，但是男同学必须要把女同学剩下的给吃了。什么最难吃呢？苏联最难吃的一个是生鱼，比如青鱼，腥味很重，非常难吃；第二个就是羊肉，特别膻，这两种食物女同学绝对是看都不看就给男同学了，男同学就是咬着牙也得把它吃下去。
经过数日的颠簸，我们到达苏联高尔基城，抵达后就开始通知我们各自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了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这所学校现在叫国立圣彼得堡建筑大学（建大），是俄罗斯建筑方面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1832年学校按沙皇尼古拉一世指示创建，当时为民用工程师学校，迄今已经有近180年的历史了。学校的教学区和宿舍坐落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市中心，近邻冬宫、彼得要塞、喀山教堂等处。之前我只知道自己是学建筑，具体专业是什么并不清楚，分配学校后才知道了所学专业是结构。得到通知后我就到处询问有哪些同学是去列宁格勒的，最后得知与我一起去的有两个是高中毕业生，四个同济大学和大连工学院的，我们是第一批。我爱人是第二批，她学采暖通风，与她同一批的还有两人学城市规划，两人学建筑机械，这两批一共十一个人（以后先后来了两位同学，一共十三个人），都被分配在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我找到第一批的六个人之后，我们先住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后来负责人给我们买了火车票，我们自己坐车前往列宁格勒。我爱人那批比我们方便，是学校直接派车过来迎接的。
我们并不是第一批到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留苏学生，当时我们学校有五个老同学，三个是1951年去的，两个是1952年去的，基本上他们都在三年级，我们是一年级。1951年去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同学后来当了冶金部部长，现在已经去世了，另外两个还在世。第二批去的同学里面，林华宝和我的专业一样，但是他回国以后没做建筑行业，最后做了航天科技，将五星红旗送到天上又收回来的卫星返回技术，就是他参与研究设计的，他也是中科院院士，现在也已经不在了。当时由他们来照顾我们，我们的学习生活各方面就稍微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