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生活分为两个阶段。我上的第一个小学叫大连西岗子小学，从我家往北走大约500米就是，学校的教学楼是一座红色的三层楼，有一个操场。这个学校虽然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但也是“国立”的。教师基本上是中国人，教日语的是日本人。当时日语叫“国语”，中文叫汉语。日语是必须要学的，而且他们经常让我们背《天皇诏书》，到现在我还记着几句，唱日文国歌，拜圣德太子，进行一些奴化教育。
在西岗子小学的时候我非常不愿意上学。记得上学第一天，老师叫我们打扫教室，当时我们才七岁，挺调皮的，闹腾以后，老师就叫我们举一个小椅子跪在那儿，一跪就是两个小时，印象太深了。所以第一天给我的感觉就是上学不好玩，没意思。而且老师上课还总打人，不是说学生不好好听课就打两下手板，而是老师坐在讲台上拿着根长条子，如果看到有谁表现不好，他坐着不动，但手中的长条一下就抽下去，矮个子的学生还可幸免，高个子的学生都得挨一下。
而且那时如果在日本学校里，高年级学生打低年级学生是常有的事情。当时我哥哥在大连第二中学，这所学校就是日本人办的学校。他在路上买了一个烤白薯，拿着吃的时候，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学生上来就打他，把他的脸都打肿了，原因就是因为他走路吃烤白薯。打人在日本学校里面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些事情给我的印象极坏，所以我那时就非常讨厌上学，不愿意学习。因为不想去学校，我没少挨家长打。
等到四年级的时候，我得了肺结核。那时我大姐对我很好，她已经结婚了，我经常去她家吃东西，后来她得了肺结核，我去她家的时候也被传染了。父母就找跳大神的巫婆给大姐看病，结果什么作用也没起，大姐不久就病死了。我是看的西医，在家休学一年养病，最后终于痊愈。病好了之后，我实在是不愿意再去西岗子小学上学，于是父亲就把我转到了日本人办的圣德小学。
圣德小学距我们家也不远，在我们家的西边，也是三层楼和一个操场，跟西岗子小学差不多，因为都在一条街上，建筑风格相差无几。和西岗子小学不同的是，圣德小学大部分是日本学生，只有很少中国学生，不过它的办学思想依然是要奴化中国人。学校的老师也全是日本人，不说中国话，学习内容都用日语，比如历史、地理、算术等等。当然，也学汉语，日本人认为知道的中国字越多文化水平就越高，所以也会学习。但是其他课程都是用日语授课。因为语言不通，我什么也不懂，所以也不愿意在这里上学。就这样一直挨到1945年8月份日本投降，那时我小学六年级还没毕业，六年的小学时光就这样混过去了。
我亲历了日本投降的情景，那些本来依附日本人而耀武扬威的中国人，一落千丈。其中有的人把养不起的孩子直接送给人家，都到了这种程度。我的一个小学老师，也是依附于日本人，日本一投降，他也一下子就完了，生活很困难，甚至惨到问我要萝卜吃的地步。那时候虽然我还小，但已经感觉到人不能没有自己的国家，就像那些汉奸，他们曾经为了一时的安逸卖国求荣，也确实过了几天狐假虎威、飞扬跋扈的日子，可是日本人终究有被赶出中国的那一天，等到那时中国的土地上就再也容不得这些数典忘祖之徒的存在了。
日本人宣布投降的那天，正是我二姐结婚的日子，大伙都乐疯了，尤其是知识分子都非常高兴，我们小孩也跟着高兴。但是第二天、第三天，天空中就飞来了一百多架美国飞机，在大连上空飞来飞去。因为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大连被定为自由港，可以让盟国的飞机自由飞行。美国飞机先来了，但是没有降落。没过两天，苏联军队的坦克就开进来了，于是大连就被苏联占领了。那时我们对苏军并不了解，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共产党。我还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知道“小鼻子”走了以后又来了“大鼻子”。苏军来了以后，由于个别士兵的军纪不好，在大连有一些劣行，给大连人民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所以好多人家都把窗户用板子钉住。虽然苏联红军打跑了日本人，但是他们在大连的口碑并不好。当时感觉在日本压力下的紧张感消除之后不久，局势又开始紧张起来。直到后来完成换防之后，苏联红军的纪律才好起来。
中学生活
一直到1947年，大连成立了关东公署，迟子祥任主席，后来听说这个资本家是国民党特务，被枪毙了。韩光任副主席，新中国成立之后韩光曾任国家建委主任。关东公署成立的时候，社会秩序很乱，学校也没有开学，当时父亲到长春，我就跟着他到了那里，在长春二道河子中学读初一，那时国民党在长春，给我的印象也不好。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又回到了大连。
大连刚解放的时候，经济严重困难，城市面貌也被日本人破坏得不像样子，很多设施都要重新修建。1947年5月1日，教育局在原来大连女子中学的位置设立了市立的第二中学，这就是大连第二初级中学，有一栋黄色的三层楼和一个操场。当时大连只有两个中学，即第一初中与第二初中，后来第一初中改为大连第一高中。第二初中离我家很近，就在圣德小学的后面。我从长春回来后，就到了第二初中继续上学。当时的校长叫孙盛世，他和我后来的妹夫家里有点关系，当时他家里有一个人是大连团市委的副书记，叫于明，是地下党，就是他把我送到这个学校里去的。
当时第二初中的教师水平不是很高，都是在大连的一些留用人员，就是当时还留在大连的一些大学生，比如旅顺工大等一些大学的学生。他们水平不是很高，但是都很热心。学校的气氛特别好，互相帮助，实行“小先生制”，所谓“小先生制”就是同学之间在学习上相互帮助。我还做过“小先生”，给同学讲解，父亲还特意为此给我做了一块100厘米×60厘米的小黑板。学校如此的气氛，使得老师和学生能做到很好的沟通。
当时学校也有团组织、党组织。1949年12月11日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较早，我入团时冯文彬还是团中央的书记。我妹夫和我一起入团，但他是候补团员，还有一年候补期，我一加入就是正式团员了。
从那时起，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解放前我一直处于厌学的状态，在学校挨打、受气，又总是面对读不懂的日语书，觉得就是学习也没什么出路，在日本人面前，中国人怎么样也抬不起头来。而解放后我彻底地摆脱了这种环境，同学之间相处融洽，对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满意，所以忽然之间我觉得上学变成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学习也变得有趣起来。于是，我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家里人都感觉很奇怪，问我怎么忽然之间转变这么大呢？我一个姐姐在沈阳东北工学院工作，另外一个姐姐在鞍山，她们暑假回来的时候，晚上看我念书就拉闸断电，因为那时用电紧张。后来在我上高中时赶上抗美援朝，大连的电力供应非常紧张，但是就算点蜡烛，我也要学习，每天很少在夜里12点以前睡觉。
优异的学习成绩也为我带来了好运。我从大连第二初级中学毕业以后，直接被保送到大连第一高级中学。第一高中在中山区，从我家得坐电车去，这里原来是第一初中的校舍。解放前，只有旅顺有一个高中，大连没有高中，只有职业学校。解放后，大连第一初级中学被改成第一高级中学。当时学校从南方招了一批教师，素质也是参差不齐，听说还有个体育老师是国民党保安军华北剿匪副司令，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给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