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高中继续努力学习，每年都得奖，那时候大连的学校学习苏联，实行五分制，我各科的成绩全是五分，成绩特别好。学校老师让我当“小先生”，帮助一些学习困难的同学。我也愿意帮，有两个原因：一是觉得对方不懂，我如果把他教明白了，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二是等于我自己又复习了一遍，有的知识我会了，但是不等于懂了，有好多东西自己都解释不通，所以给同学讲的时候，再把它弄懂。我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可以巩固自己的知识。所以老师叫我去帮助同学，我也非常乐意，一帮就帮三四个同学。
除了努力学习之外，我依然精力旺盛，玩得厉害。我是学校学生会的文体委员，还是学校足球队、田径队的队员，每天两点半放学，我打球一直到五点钟。那时很少唱歌，就是进行体育活动，打球、踢球、跳高、跳远、跨栏等，最后等大伙都走了，我把体育用具收拾齐整再回家。冬天里我还喜欢滑冰。抗美援朝时为了强健身体，学校组织学生们跑步，那时大连人很少，街上也没什么车，我就带着一个班级天天跑。因为有母亲在家操持家务，我回了家之后不用干什么活，可以说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剩下的时间就是看书学习。所以除了学习成绩进步以外，我的身体也锻炼得很好。
我们的学制不是三年毕业，学了两年半就可以考大学了。全国第一次高考统考时要考九门课程，每天考三门，老师告诉我们解析几何可以不做，因为我们上了两年半学，没学解析几何，但是我把解析几何题全做出来了，那时候我学的知识已经超前了。
当时我有一个愿望，想学航空。我不想做建筑行业，从心眼里就瞧不起建筑，我觉得父亲没有文化，也可以盖房子，那还让我们念大学再去盖房子有什么用？新中国成立初期航空在国内是个冷门，懂这个行业的人很少，那时我们国家连汽车都不能生产，更不用说飞行器了，所以我想学航空。那年我们学校里报航空的有十八个人。现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神舟”飞船一号到五号的总设计师），以前我们俩就是同班同学。报志愿的时候我只报了航空学院，一个是北京航空学院（即现在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个是南京航空工业专科学校（即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别的都没报。应该报三个专业、九个学校，我就报了一个专业，两个学校。教导主任对我说：“你这样报太危险，最好再报其他的专业和学校。”但是我很坚决地回答：“我就要学航空。”
中学生活
当时在国民心中，国家的观念很强，我很爱国，又是团员，我知道中国工业的发展需要工程师，我立志要当一个出色的工程师，而且要当一个冷门专业的工程师，航空正是冷门。我对力学很有兴趣，尤其是流体力学，航空就涉及流体力学。当时我已经开始自学大学课程了，不懂就问老师，总之就是努力地奔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个年代像我这种想法的人很多，学生们更注重理工类的专业，因为它能够直接为国家建设服务，所以当时流行有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而现在则变成“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今时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了。参加完高考，报完志愿之后，就是等着发榜。我觉得自己的成绩肯定没问题，就自信满满地等待分配。当时录取结果是在报纸上发布的，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去看的报纸，另外两个同学的名字我都记得，一个叫姜义德，一个叫张守学。那时候家里没有订报的，我们就跑到大连火车站的一个小旅馆，到那儿就问：“能不能借报纸看一看？”人家说：“可以，你们是不是考大学的？”我们说：“是。”人家说：“看完之后就给你们吧。”
张守学报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姜义德报的是北大医学院五官科，录取结果上都有他们的名字。我们学校里面十二个人都考上了，可就是没有我的名字。当时录取在东北上学的学生是一页，东北的学生考到关内的是一页。我们三个人就从东北人民大学开始找我的名字，可是最后也没有发现。他们说：“怎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把你忘了？”当时我很沮丧，觉得没考上。然后就上了电车，上车之后他们突然说：“哎，你的名字在这儿呢！”只见报纸下面的角上有一排字：“下列同学分配到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二部，10月1日前必须报到。”一共有三十多个人，里面赫然有我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年代学外语、学师范类专业被人们认为是最没有出息的，所以看到我的名字出现在那里时，我一点儿也不因为榜上有名而兴奋，而是垂头丧气地回了家。
然后校长找了我，他后来是大连政府办公厅主任。“由宝贤同学，你被录取到了俄语专科学校，打算怎么办？”“那怎么办啊，去呗，也不能不念书啊！”
“这可能培养党内翻译。”“管他党内党外呢，反正是翻译。”当时我的心情非常不愉快，饭都吃不下，觉得自己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七天后，高教部来了一封信：“你这次考试九门平均分在80分以上，选为留苏预备部候补学员，经过政治审查、身体检查合格，就去苏联，否则按照你第一志愿分配。”然后说了待遇，一个月助学金有10块钱，伙食费18块钱，还有冬装费，当时28块钱是小学教师的待遇，也算不错了。家里很高兴，但我就是高兴不起来，为什么？第一，我从小没离开过家，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第二，对苏联还没有认识，只知道红军，而且因为大连刚解放时苏联红军有过劣行，让我对苏联也没什么好感。苏联红军一直到1955年才从大连撤走。
现在想来，上中学时赶上解放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人生机遇。之前在小学时接受的都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奴化教育，根本学不到有用的东西，我也不愿意学。如果后来到了中学依然如此的话，或许我就荒废了，也会成为一个没有文化、整日胡闹的野孩子。但幸运的是在该上中学的时候，日本人被赶跑了，祖国解放了，我终于有了可以安心上学、追求知识的舒适环境，这是我的祖辈、父辈等不来的机遇。但同时，我也好好抓住了这个机遇，在新的环境之下发奋学习，没有浪费年华，没有让宝贵的光阴从身边流走。
进入俄专留苏预备部
就这样，在国家的统一分配之下，我被安排到了俄专留苏预备部。因为没学航空专业，我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国家分配是没法更改的，只能硬着头皮去，自己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就意味着失学，无学可上将是对我更大的打击。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就宣布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北京俄专的留苏预备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简称“俄专”）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当天旋即成立，毛泽东主席亲题校名。1950年1月刘少奇副主席强调国家恢复和建设急需培养大批俄文翻译干部，指明了俄专的办学方向。是月，北京俄专正式开课。1951年2月北京俄专成立二部。1952年2月，上级决定北京俄专成立留苏预备部，凡国家派往苏联学习、进修的人员先在此集中学习一年俄语。要进入留苏预备部，首要条件就是思想进步。
我正是在1952年进入俄专留苏预备部的。因为以前没去过北京，我还不敢单独前往，于是就拽着姜义德陪我一起去，他说：“我11月份才报到呢。”我说：“那你也陪着我一块儿去吧。”就这样我们一起到了北京。学校当时是在石驸马大街，就是过去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鲁迅曾教过书的地方。上课就在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那时候还保密，对外都不许讲。刚到北京的时候印象并不好，那时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在街上走时鞋上全是黑泥，一刮风天就变成黄色。而且刚到北京从前门火车站出来时，看见到处都是小平房和四合院，觉得北京比大连差远了。所以在北京俄专念书的时候，我哪里都不去，觉得没什么可逛的，就在学校认真念书。在西四有我一个老乡，他家是医生世家，他的子女在小学和我都是同学，有时候礼拜六就去他们家玩玩，别的地方都不去。还有件趣事：任弼时去世后，学校组织参观他在北池子的故居，我们四个同学在回来的路上觉得饿了，想找点东西吃。西单那里有一个庆丰包子铺，我就吃了包子填填肚子。可是回去就被支部书记说了一顿：“你们去参观了任弼时故居，还有兴趣下饭馆？”那个年代“左”得要命，挨完这顿说以后，我们就再也不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