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也中公司的业绩
也中公司是一条龙式公司，房屋设计、打井、地质勘探，一应俱全。我们院里面为这个公司前后去了一百多人，连炊事员和司机都去了。后来罗维桑开了一个百货公司，院里商量，就把一些闲置人员都安排去当售货员了。
我在也中公司的时候，公司发展很快，最多发展到六百多人。当时有江苏二建、浙江二建、陕西四建，分三批，每批去了二百多人。再加上我们院里面的人都愿意去，因为当时国内讲究“八大件”，就是电视机、摩托车等，但是国内都需要凭票供应。这些东西出国都可以买到，所以大家都愿意去，这等于也是个富民政策。
我们开始去的时候，待遇并不高，经理的月工资是60美元，后来发展到最多200美元，这是我当总经理时的工资。当时大家的工资差距不大，总经理和一般的干部也就差二三十美元。工人也愿意干，干了几年以后就有钱可以回农村老家盖房子了。中国人做工程质量好、速度快，深受当地人的好评。在也门我们大概盖了近二百栋房子，连设计带施工，既有国家项目，比如省政府、检阅台、商业部大楼、肺结核疗养院，也有私人的项目。第二次去的两年多时间，我们大概赚了两百多万美元，这些都是大家辛勤努力的结果。
承包中遇到的困难
不过，在也门的这些年，也遇到过不少实际困难。比如说私人合作时，当地很多人没什么文化，很难用现代知识让他们明白一些事情。我告诉客户窗台高90厘米，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就得实际量给他看，给他比划着才能让他明白。如果出现了技术问题，客户不讲道理，所以必须费尽心思说服他，让他明白。更有哭笑不得的事，客户来交钱时，也没有支票，就拿一个面口袋，里面装满了钱，往我们这儿一放，让我们自己去数。
在国外工作，语言也是一大问题，不能天天把翻译带在身边啊。我的俄文没有问题，但是英文就是“土八路”了，完全不讲究语法，只要说着让人听懂了就行。我进行海外工程的地方都是英语区，连普通工人都讲英文，所以在斯里兰卡工作时，我就开始学习英文，那时我在建设部的夜大学习，念了一年。后来到巴基斯坦，再到也门，英语水平也慢慢地提升了。
也门的生活条件很差，虽然后来的生活慢慢好起来，不用再像以前刚去的时候那样睡厨房了，但是依然很艰苦，当地还属于高原地区，缺氧是常有的事情。不过纵然有这些困难和问题，我认为在也门进行的承包工程还是很成功的。
国际承包的收获
虽然都是在海外工作，但是做国际承包和以前经济援助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业务都需要我们自己去谈，包括讨价还价都要我们自己来做。我的这套本事都是在也门做国际承包时学会的。通过这些锻炼，我对商业和企业管理都有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工人怎么管理，怎样用工资加奖金来提高工人的积极性，企业怎么考虑成本等方面，这些业务能力的学习对我的帮助非常大，让我从一个只是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建筑师，开始成长为一个全面的管理者、经营者。另外，通过这些年的工作，我还为设计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比如报价能力。在国内搞开发，必须把设计做到技术设计的深度，才能做概算，之后施工画图完成后再做预算报价，对于设计人员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国外不行，把方案做出来就得报价，客户知道价钱了，再决定要不要建这个房子。这就锻炼了我们设计人员在做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用什么材料等方面的问题，这样负责预算的人开始就能做出报价来了。这些人员回国后都成为设计院的中坚力量，这也可以说是海外承包的成果之一。
我们在也门进行的承包工程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收益，也得到了国家的充分肯定。李先念主席会见也门总统萨利赫的时候，罗维桑也在场，因为他也算是也门的名人。李先念当面跟他说：“我听说你这个合营公司干得很好，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这种合营公司在国际上的发展创造一点儿经验出来。”这是罗维桑回来后跟我讲的。我很受鼓舞，感到这些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没有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待。
不过到后来，我们在也门的国际承包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也中公司是以施工为主的，以施工为龙头带动设计、勘探。但我们院是主攻设计的，管理施工的人才太少。最后接我班的院长，把我们在也中公司的股份也卖给罗维桑，脱离了出来。不过我在退休以后，罗维桑又把我请去干了两年，这已经是后话了。
临危受命
1985年我受命从也门回国，之后就任命我为设计院的院长。以前的院长姓刘，毕业于清华大学，是党委书记兼院长，我回国之后就由我来担任院长，他当书记。
我接替院长一职时可谓“临危受命”。“文化大革命”中，设计院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连办公楼都被部里收回去了，我们要继续使用，还得交租金。我们的办公楼有东西配楼，东配楼是图书馆，西配楼当时是单身宿舍。宿舍就剩下这一座。我当时去看单身宿舍，一间大屋子用一个一个板子隔开，就像防震棚一样，条件很差。记得还有一对男女在里面谈恋爱，那个年代思想还没有现在这样开放，我打开帘子开玩笑地问道：“你们两个干什么呢？”当时设计院的人员就二百七十多个人，技术人员一半多一点，剩下的是管理人员。银行里只剩50万元钱，发工资都有些困难了。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了院长的职务。
我在1985年1月份上任，3月份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就来找我说：“你们单位和城市规划院，由事业单位改成企业管理，你要盖房子由我们拨改贷。”所谓“企业管理”就是说自负盈亏了，而“拨改贷”就是把拨款改成贷款。这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设计院来说，可谓是致命的打击。本来还希望在国家的直接帮助下能让设计院从“文革”的破坏中更快地恢复过来，可是这样一改革，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我本来连房子都没有，不盖房子的话，设计院的人没法养活。现在要盖房子了，连钱都没有了。我有些生气地说：“你拨改贷给我多少，我不知道，你给我多了，我还不起。我要是还不起，要钱没有，要命就这一条。”我当时就是这么说的。部里计财司的人和我也挺熟的，他说：“你这是混江湖的吧？”我说：“现在就在混江湖，混什么呀？”虽然现在想来，当年的话确实有些江湖匪气，可是面临那么大的困难，为了让设计院能够生存下去，我也是不得已而言之。
除了面对缺乏资金等经济上的困难，在业务上，我们也同样面临地方保护主义的巨大威胁。当时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北京市设计院，由于地方保护，北京市的一些项目很难交给我们设计院来做。举个例子，我和北京住宅总公司签合作项目合同，都快签字了，最后对方说：“我的活儿你干不了，因为我是北京住宅公司，我的活儿必须给北京市设计院干。”我说：“那我跟你签什么呢？我的活儿给你干，你的活儿不给我干，这不平等啊！”结果这合同就没有签成。
位于三元西桥附近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一号馆，周围的房子都是北京市设计院设计的。之前贸促会要在中间修建这座三层楼的展览馆的时候，就不想让北京市设计院干了。于是就找到我们，让我们来做。当时规划局就不同意，因为规划局的奖金是北京市设计院给的，那我们就干不成啊。最后贸促会火了，说：“要是张百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不同意他们（指我们院）干，我们就不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