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告诉我们，刚到苏联时非常困难，因为不会说俄语，没法正常交流，不像我们，还学了俄语，他们没学就去了。那时他们到食堂吃饭，也不认识菜单上写的都是什么，就用手点菜谱，结果三个点的全是汤，就喝三碗汤。付账时也不敢给人家零钱，因为不知道应该给多少。他们那时候待遇高一点，每个月给700卢布，我们是500卢布。所以当时他们就给人家整钱，一兜子零钱不敢花。不会俄语，上课也听不懂。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说：“我们当时甚至都有自杀的念头，觉得对不起党，学不好怎么回去交代呀？”可见他们当时学习的困难，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们就幸运得多，在国内读了一年俄语，到了苏联后生活语言都能沟通，还有他们来帮助我们。
不过尽管我们有了俄语基础，又有老同学的帮助，但是一开始学习生活还是遇到很多困难。虽然我们去苏联之前曾学过一年的俄语，但到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后，上课还是听不太懂。记得第一堂课听的就是《联共党史》，这一堂课我只听懂一个词——俄罗斯，其他的词一个也没听懂。当时信心确实备受打击，不过幸亏苏联女孩子特别热情，要帮我们记笔记，这样的话回去查字典就能明白个大概了，一开始百分之八十的词都需要查字典。
做作业时也是如此。比如说老师留了三道数学题，我就得做六个钟头，首先要把题看懂，就需要查字典，然后再把它做出来。其他念过大学的同学就好办，因为学过，做得就比较快，但是我们几个高中毕业生就麻烦了。当时戚元靖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是列宁格勒学生会主席，经常晚上来看我们，总是关照我们：“你们这四个高中毕业的学生，能不能念下来啊？”但是就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愿意问别人，觉得自己如果不查字典就问别人，就算当时懂了，这个词汇还是记不住，所以就要靠自己努力。那时我们没有一个晚上是午夜一点以前睡觉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早饭也不吃，马上就又去上课了。
苦心于学业
很快就到第一学期的考试了，评定考试是否通过有两种方式，即“打分”与“通过”，我们当时就是“通过”。四分之一的资料我是硬背下来的，一个字都不差，因为不背的话就答不了。考试的时候是抽一道题，看着这个题回答，这时候怎么办？就要回忆这道题在书上的位置，然后开始作答，第一学期就是这样过来的。
第一学期过去后，我们开始能自己记笔记了，老师也帮助我们，给我们上俄语课，一直坚持了四年，每周不断。还有一些老师给我们开小灶，比如说每个专业都有测量学，老师会把中国学生召集在一起，专门为我们答疑解惑。
我们从一开始大部分课程听不懂直到能熬过第一学期的考试，除了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苏联老师和同学的帮助。那时候苏联对中国人确实也很友好，为什么呢？苏联是被世界孤立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有了中国这么一个朋友，他们觉得中国人是可靠的。而且，苏联的学生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来苏联留学的学生也都挺有钱，他们有一种摸不着底的感觉，所以对中国人特别友善。1951年那一届中国的留学生待遇更好，穿狐皮的大衣。那时候进教室都不能穿大衣，要把大衣统一挂在外面，有个看大衣的老太太就说：“你们中国人真有钱，你们的大衣毛朝里，我们穿的大衣都是毛朝外的。”其实并非是我们中国人有钱，而是国家给了我们这些留学生太优越的待遇，这让苏联“老大哥”都羡慕不已。
经过半年的努力，我们可以自力更生了，而且在学习方面我们确实也争了一口气。以前总感觉我们这几个高中学生，好像总是比别人低一等一样。经过暑假，我们差不多就赶上他们了。到第二年的暑假，我就上了优秀学生光荣榜。
我们每年的实习方式都不同，一年级测量实习、二年级参观实习、三年级就到工地实习了。我和陈永宝一起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去实习，就是第聂伯河水电站所在的地方，那时候很艰苦，我们还是努力地好好学，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到四年级，我们去了乌拉尔实习，那时工地上的工长都放假了，到南方晒太阳去了，就让我们当代工长，这下我们学到了好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还赚了工资，我记得用它买了照相机和收音机。
在苏联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们把党组织关系交给了苏联，党支部书记是戚元靖，他的爱人是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女儿，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记得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去校党委书记那里汇报这一年的思想情况。之前我们俩还准备了半天，结果党委书记就说：“你们搞这个干什么啊？你们学习很努力，也很辛苦，你们要上哪儿休息，我给你们安排，赶快去休养吧。”他也不听我们的汇报就安排我们到了休养所休息去了，住在大画家列宾的家乡。这倒真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待遇。
当年我们这一期是十三个人，学校一共六十几个，没有一个不努力的。所以我们毕业的时候，老师给的评价全是五分，没有一个是四分的。最后毕业论文答辩，我们也是尽了最大努力，老师对我们都是赞不绝口，想留我们读研究生，当时使馆也征求我们的意见，是不是还继续念研究生？我们都不愿意念了。五年了，待够了，实在想回家了。现在也给了我们硕士学位，因为我们念的年头太多。像我爱人，念了七年大学，所以就按照硕士研究生的学位给的待遇，如果念了研究生，就给博士学位。所以现在的俄罗斯人评价说：“你们那时候来的都是中国人的精华。”
在建筑工程学院的学习和实践让我受益良多，苏联教师的素质非常高，讲课质量特别好，讲得很透彻，把他们自己的实践经验都传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学到的知识都比较扎实，回国运用的时候也很得心应手。比如在建造斯里兰卡国际会议大厦的时候，我第一次用到了在苏联所学的专业知识解决了地质勘探方面的问题，并取得了成功。所以我能搞一些工程，能有突破，能有创造，能得一些奖，和这段教育经历是分不开的。在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学习给我在建筑专业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单调但并不乏味的生活
在苏联的五年生活，我所有的精力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相对于苏联的学生而言，我们的生活或许有些单调，但是并不乏味，并且在与苏联同学的交往中，我们了解到了两国之间的不少差异。
长期的留学生活，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论到学校上学还是去医院看病都不用花钱，很多东西都是免费的。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同样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都照顾得很周到。学校曾出钱让我们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一个老师陪着我们十三个学生一起，玩得十分开心。
学校给我们的伙食待遇也很好，那时为了能有充足的体力学习，我们也舍得吃，加上年轻，也特别能吃。一顿饭是一个350克的面包、150克香肠、100克黄油、一杯红茶，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的一顿饭。两点钟从学校回来，到餐厅吃一顿饭，然后就是晚上这顿饭。假期食堂关门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饭，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作为一组，结果男生比女生做得还好呢。我们自己也包饺子，没有擀面杖就用瓶子代替，我觉得那种生活过得还是蛮丰富的。
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底蕴，苏联也有其特有的文化特色，两国当时的确存在文化的碰撞，主要体现在中苏学生的生活方式不同。那时候我们在宿舍里与苏联人合住，六个人一个房间，苏联的学生晚上睡得很晚，下象棋、听音乐、弹吉他唱歌、作曲，他们的生活倒是多姿多彩，而我们就是埋头念书。所以他们总说：“中国人是面包干。”我们就说：“我们不是面包干，我们是暖水瓶，里面热乎外面凉。”虽然对于苏联人的调侃我们也会在嘴皮子上反击，但实话实说，即使我们不像他们说得那样，“干”到那种程度，不过也确实够呛了。苏联的同学对音乐都有一定的素养，听到一段音乐就可以给我们讲，比如说这是贝多芬的一首曲子，他就可以给你讲这段音乐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内容是什么。在文艺修养方面，我们对苏联学生是信服的。受了他们的影响，再加上苏联有别于国内的环境，留苏期间我在艺术方面受到了很大的熏陶，经常参观艺术走廊，看世界名画，觉得自己也有一些“艺术细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