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苏联学生也有些毛病。
第一，苏联同学不怎么写作业，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就让我们帮忙做。不过我们正好也愿意如此，多做一些自己就多学习掌握一点知识，所以对此并无怨言。
第二，在生活方面，苏联同学是很乱的，男女学生之间也不检点，常常在屋里私混，我们就被锁在外面。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到红角（苏联学校的宿舍都有一个叫红角的地方，供学生读书、聚会、进行活动）去看书，在那里待一宿。那时我的宿舍里有两个波兰学生，一个苏联学生，这两个波兰学生更差劲。不过对此，苏联人倒是不以为然，有人就说：“生活乱也比你们‘小女婿’好多了吧。”（中国那时候《婚姻法》不健全，岁数很小就可以结婚，人家就称作是“小女婿”）
第三，有小偷。
第四，喝酒。在苏联喝酒的同学有很多，真拿他们没办法。列宁格勒的积雪一冬天都不化，踩在上面一层一层的，这样就能看出来当年下了几场雪，当时喝醉酒的人就躺在冰雪上，因为酒喝多了，浑身发热。我喝酒就是在苏联学会的，有一次我去听杨尚昆讲高岗事件，回来的时候我们宿舍有一个人过生日，让我喝酒，我说：“我不会喝。”他们说：“为毛主席健康干杯！”那我就没办法了，只能从命，喝的是一种葡萄酒，我一杯喝下去就倒在床上睡了过去，一宿都没醒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喝酒。以后他们一有人过生日，我就要拿出二十五卢布来给他过生日，喝酒、吃东西、跳舞。一次两次还好，时间长了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一个月就五百卢布，给四五个人过生日，这个月就没法生活了。所以他们一问：“你有空吗？”我马上就知道，又有人要过生日了。不过说来也巧，他们的生日大都赶在礼拜六。于是我就说：“我们得开会。”靠这个借口躲过了很多次。
另外就是他们晚上不睡觉，开着灯，整夜的闹腾。当我们功课做完了，想睡觉的时候根本无法入睡了。那怎么办呢？我的床靠墙，里面搭一个板子，外面再放一个板子，找一个毯子一蒙，我就钻到里面去睡觉。
不过这些都是生活方面的事情，容易克服，尽管我们不习惯他们这些作风，但是也能凑合，人是有弹性的，怎么样都可以过得去。包括把我们锁在门外，顶多是去红角待一宿呗，不会有太多的怨言。所以五年时间，大家生活在一起，还是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
大学的恋爱问题
大学生除了面对专业学习和日常生活方面的事情，恋爱方面的问题也是回避不了的。那时候苏联的宪法不允许苏联女孩嫁给外国人，我们去苏联的那年冬天，赫鲁晓夫就修改了宪法，允许女孩嫁给外国人，但是不许改国籍。那时候苏联女学生都疯了，她们都喊着：“我们可以嫁给外国人了！”因为经常跟中国人接触，她们是很想嫁给中国人的。不过她们嫁不嫁是一回事，至少她们在帮助我们学习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学校里男同学数量很少，都是女同学在帮我们。
而在那时，中国留学生则不允许谈恋爱。我们出国有八条规定，其中就有“五年不许回家探亲，不许和外国人谈恋爱，也不允许和中国人谈恋爱”。这八条规定是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的人员在大会上宣布的，所以我们在国外就很小心了，一谈恋爱，搞不好就会被送回国。有个同学马某某，在我们学校就是因为和苏联女孩谈恋爱，被送回国了。所以当时就搞得很紧张，男学生不大敢和女学生接触，一接触就被人怀疑了，尤其是有的学校只有一个中国男生，问问功课也不敢，互相交流一下就会被人怀疑。
后来这条规定就改了，上一年级那年的夏天组织宣布：“中国人可以谈恋爱，但不鼓励。”到四年级的时候更开放了：“可以和苏联女孩谈恋爱。”为什么呢？因为苏联的老头儿、老太太上大使馆告状了，说：“你们讲中苏友好，为什么我们的女儿要嫁给你们，你们却不让？”我们学校有一个人，现在在清华大学，他是学给排水的。
他就总和一个叫丽达的苏联女孩来往，丽达是建筑机械系的，他们俩还差一年级。我是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是哈尔滨工大的一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你跟他谈一谈，他怎么总和这个苏联女孩在一起？”我就找他谈话，我说：“你怎么总找她呢？”他说：“她帮助我功课啊。”我说：“你怎么不找同专业的，也不找同年级的人呢？偏偏要找比你低一个年级的，还是学机械的。”他说：“她愿意帮助我。”我回去跟党支部书记说：“人家就是互相帮助，那还怎么说呀？”后来党支部书记说：“那算了吧。”等到政策一开放，他们俩就结婚了。
结缘爱妻
我和爱人李娥飞一起到苏联留学，在北京俄专的时候我们不认识，到了苏联才认识的。到了苏联以后我是她们的小组长，团支部当时是和电影学院、纺织学院合在一起的，她是团员，团员每个礼拜得向小组长汇报学习与思想情况，这样我们俩就认识了。到了暑假，我们就在一起做饭吃，慢慢就熟悉起来。
当时不允许谈恋爱，学习又紧张，我们俩也没有这个想法。一直到念完大学三年级，那年暑假，大家沿着伏尔加河旅行。我们坐在船上沿河而下，她和另一个女同学坐在一起，我记得当时看了一个《人民文学》上关于白马的神话故事，闲来无事，就给她们讲了起来。后来另一个女生困了，要睡觉，我们俩就溜达到船尾上聊天，很投缘。
那时候我们俩连对方家里是干什么的互相都不知道，就是觉得她人很直爽，也愿意帮助别人。她学习成绩很好，非常努力，采暖通风专业那一批只有她一个人，比我们低年级的倒是有很多学这个专业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简简单单的，很单纯地相处在一起，没想到一下子就谈成了。回到学校之后，我们两个人就经常看电影，很自然，到四年级时关系大概就确定了，别人也都知道我们俩在谈恋爱了。她的宿舍和我的宿舍离得很远，是在两条路上，她宿舍离学校很近，我从宿舍到学校要走十分钟。虽然大家都忙于各自的学习，但也是相互鼓励和支持，在生活上相互照顾。
我对爱人的家庭情况是后来了解的，她父亲过去是某大学的教务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没下放，从二级教授变成了五级教授，后来得以平反，现在已经去世了。她还有一个弟弟，是北京钢铁学院的。
出国以前我们就已经分配了工作，毕业回国后正式分配的时候，我被分配到教育部，她是建工部，后来就被分配到了设计院。这时候建工部人事司的高科长就问她们：“你们有什么困难吗？”我爱人就说：“我男朋友现在在教育部。”他说：“那我给你想办法。”他就与教育部联系，说：“我和你换一个人吧。”教育部的同志说：“换可以，但是要党员，还得是愿意搞教育的。”他说“搞教育可以，要党员可不一定。”因为当时分配到建工部的一个党员都没有，我爱人入党是1961年在设计院的时候。
当时正好有一个姓熊的，他本来被分到建筑研究院，他说愿意到南方去教书，结果我们俩就换了工作。我就被换到了建工部，当时人事司的同志问：“你愿意到建研院还是愿意到设计院？”我说：“我愿意到设计院。”就这样，我也到了设计院，比我爱人报到要晚十天，没休假，当时“大跃进”不让休假，干脆就直接上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