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书归国
我们在苏联念书的时候，每个月的助学基金是500卢布。像我爱人这样的女学生吃得少，而且自己还会做饭，所以花费不多。我们就在食堂吃，一个月饭钱就需要300卢布，还剩下200卢布，除了买一些生活用品以外，我们基本上都用在买书上了，这些书就是将来我们回国工作的资本。
回国的时候，我所有的书装了两个大木箱子，都托运回来了。我们学校门口就有一个书摊，看到好书我们就赶快买，而且同学之间谁知道哪个地方有好书，都是奔走相告。本来省下的这些钱可以买照相机、收音机，因为当时苏联的这些东西比国内的要先进多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就只用来买书，每个人差不多都是攒了两箱子的书。当时根本没有想过什么个人享受，一心想着多学知识，建设祖国，真是抱着很大的雄心壮志，要好好干一场。
如果说这五年的留学生涯有什么积累的话，除了已经学到的知识，就是这些年买来的书籍，这些书不但帮我解决了留学中遇到的问题，更在之后数十年的工作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这些书本是我的财产，但其中的知识与价值也是我带给祖国的财产。
苏联留学时光，漫长而又短暂。说它漫长，我们在异国他乡度过五年的岁月，千百日的光阴；说它短暂，在对知识的渴求中，时光的流逝如弹指一挥。五年间我感觉自己的变化很大，以前总觉得自己童心未泯，整天打球，运动不断，五年过去我感觉变得成熟、沉稳，我觉得自己已经被磨练得与往日不同，我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干一番事业，来报答祖国对我的培养。
设计型砂车间
1958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被分配到建工部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先被安排负责给汽轮机厂设计型砂车间。那时好多技术名词中文叫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一说俄文我就明白。现在大概会说这是“崇洋媚外”，中国人从外国回来反而不会说中国话，但因为当时我在技术专业方面的知识接受的都是苏联教育，所以确实不知道用汉语该怎么说。在苏联学习时都明白，但是没有去查字典看相关的中文叫什么，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开始很困难。因此组长安排工作的时候，一讲这些专业术语，我根本就不懂，我又不能问：“这是什么意思呀？”也不好意思这么问，但是他一画出来，我就知道是什么了。所以有时就只能在布置完工作后，再去听人家是怎么说的，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都靠这样的摸索。技术语言是我工作之初遇到的最大困难。那时我的组长叫都焕文，他是爱国实业家都锦生的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人很好，对人很热情，给了我不少照顾。
虽然刚参加工作以后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不过另一方面，我又十分幸运，在建筑行业里接触到非常广泛的专业领域，有机会尝试了各种规模、样式的工程设计。
第一次验槽
我还设计了一个很小的发电厂，发电能力只有5000千瓦，在山西运城。那是在回国的当年，工程开工后，我就去了运城，一开始要先验槽，所谓“验槽”就是把土挖出来以后，看看土行不行，和地质勘探报告是否一致，能不能做地基用。当时我先坐火车到太原，从太原换车到运城，那时山西运行的还是窄轨火车。我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记者，他也是到运城去采访的，我们俩就坐在车上聊天。半夜两点钟到了运城，没有人去接我们，我俩“两眼一抹黑”，都不知道该去哪里。黑暗之中我们看到火车站对面有个骡马大店（就是赶车人住的地方），我们就在那儿住下了，一进去就是一个炕，上面能睡二十多个人，什么味儿都有，很难闻。睡觉的时候大衣都不敢脱，因为是冬天啊，穿着衣服在那儿躺着，硬熬到五点。起来后与记者道别，我就开始打听这个发电厂在哪儿，几经周折总算是找到了。
由于我刚参加工作，基础的槽行不行，土到底怎么样才算合格？我一点儿经验都没有，根本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我就请教当地的施工技术人员。
我问：“你们看看这个土怎么样？”
他说：“和我们其他地方的差不多。”
我说：“那怎么来验这个槽呢？”
他说：“我们打钎。”
这时候我才知道，中国是用打钎的办法来检查土质的。怎么打钎呢？就是一个人握着铁钎子与槽底的土接触，然后另一个人拿着大锤距钎顶40厘米自由落体式地砸下，这时铁钎进入土壤。根据铁钎进入土壤的深度来确定土质的质量。这就是中国的土办法，这个办法在后来很多时候都用上了。在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在那里的验槽工作就算是顺利完成了，他们还招待我吃了白薯，当天下午我就动身回京了。这是我第一次到工地上去验槽的经验，学习了中国的施工方法，也深刻体会到了将苏联所学的知识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再赴苏联
随后我还得到了一个向大师学习的绝好机会。1959年有一个莫斯科九号街的设计方案竞赛。因为我会俄文，所以院里让我去参加。当时有三家合作单位，另外两家是清华大学和同济大学。清华大学方面的项目负责人是梁思成，他是中国很有名的设计大师，同济大学方面的项目负责人是冯继中，也是很有名的建筑师，搞规划的。我院是由总建筑师戴念慈负责，我负责搞结构设计，同时还担任翻译工作。通过这次机会，我有幸与大师同行，学到了非常宝贵的知识，知道了各种建筑方案该怎么做以及处理相关问题的手法与理念，这些知识一般在书本或者课堂上是学不到的，只有与大师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学到，令我受益匪浅。而且这次机会也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和他们得以相识。
随后我就到莫斯科去考察，清华大学去的人叫李德耀，是清华建筑系的党总支书记，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是莫斯科建筑学院的研究生；还有一个同济大学的付老师，我们三人同行。考察了十天，苏联人招待了我们。
考察结束后，我的火车票都买好了，正准备回国，我们设计院的金院长给我来电话，叫我先留在苏联，还有别的事情要我办，让他们两个人先回去。可是我当时没钱了，只剩下25卢布了。那时候我们在旅馆一天就需要25卢布。金院长说马上给我汇过来。这样我就单独留在了苏联。
当时住旅馆要10天交一次费用，我实在没钱了，就到李德耀曾就读过的莫斯科建筑学院去，找了他的一些同学，我说：“你们有没有钱，借给我一点，过后再还给你们。”人家说：“你是什么代表团的？怎么连钱都没有啊？”大家勉强凑了100卢布给我，学生能凑出这些钱来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段时间我每天就吃黑面包加一点红茶，过得很艰苦。
但是100卢布也是杯水车薪，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到使馆，有个工作人员叫智德新，他是专门负责接待国内来的访苏代表团的，我当着使馆的人跟他说：
“我留下来的事你知道吧？”
“我也接到通知了。”
“我没有钱了，能不能住进使馆招待所？”
“招待所似乎没位置了。”
“那使馆能不能借给我钱，等国内的钱汇过来，我再还给你们。”
“我们不借给你们钱，你们借钱从来不还。”那意思就是说代表团来借钱从来不还。“那怎么办啊？你给我买票回家好了，我在这儿怎么活啊？”“那我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