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国民党在北京起义部队，不少人员也离开部队在北京闲住，他们以作小生意来混日子，我为掩护身份，也学他们一样，打算做些生意。
我的生意就是每天到琉璃厂取些学生的文具到学校去卖，除了星期日休息，其他6天风雨无阻，每月勉强可以糊口。
战后
1950年10月，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我认为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因为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老百姓已经筋疲力尽，痛苦不堪了，此时再去碰美帝国主义，可以说是无胜算。
我观望着局势的发展，到了1952年，朝鲜战局并无多大变化，但志愿军迫使美国及联合国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我这时才认识到对局势判断的错误。
因为以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属于中央军，俸禄发放充足，即便是1949年到了西南，每月的军饷也能及时到位。特别是当了团长以后，我每月收入200多大洋，这在当时已是较高收入。而我和妻子在婚后也没有置产业，所以还是有一些积蓄。内战末期，为了抵御通货膨胀，同时也是便于携带，军官一般都将大洋兑换为金条携带。
1949年时，妻子离开北平去上海，随身带了七八两黄金，结果在上海丢在了黄包车上。到了四川后，我又将身边携带的25两黄金交给她，用来安排在成都的生活。等到1950年离开成都时，已经只剩下12两，等我们回到北平后，身边已只有几两黄金。解放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只出不进，所以这些钱也花的差不多了，学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是不现实的。
1951年，我在北京赋闲，无事可做。我想“虽然家中稍有积蓄，但不能坐吃山空，必须采取新的谋生门路。”那时岳父正在我家中暂住，我请教他老人家，他指教我说：“可以从口外（张家口）贩运大豆。”于是，我以二两金子做资本，先从昌平买了两千斤大豆，再托运到天津市意大利租粮所，由店员负责代销，售完扣除佣金后，将余款为数寄来。这次买卖不赚不赔，白折腾一场。第二次，我和岳父的旧友（一位粮所经理）的儿子一道，乘火车到张家口西柴沟堡，从集市上买了两千斤大豆，在火车站托运到天津市意大利租粮所。
这次我亲自跑了一趟天津，发现该粮所颇具规模。和其他的客户一样，我被安排两人的房间，一日三餐，六人一桌，四菜一汤，颇为丰盛。早饭后，所里有专人陪客户到市场看行情。我到市场一看，“嗬”，真叫人大开眼界啊！市场上光大豆就陈列了三分之一的大厅，还有各种粮食品种，上面标明：产地、品名、今日行情等。客户如果认为今日可以出手，粮所就为你卖掉，如果需要再观察一两天，客户就回到粮所住下，继续等着。我看到行情有涨的趋势，就住了下来，没事的时候，还到书店买了一本老舍著的《小坡的生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晚上又去看了话剧《小偷现身说法》。
在天津住了两天，第三天又到市场看价格不能再涨了，就把大豆出手了。出手也很简单，只要你说出手，粮所就按今天的行情给你结账，扣除手续费（佣金）、住宿费、伙食费，为数交给客户。这次天津之行，仍然不赚不赔，跑了两趟，一文不赚。我感到很沮丧，从此洗手，另谋其他出路。
以前，我很看不起商人，认为他们唯利是图，不讲道义。自己从商后，大大地扭转了这个观点。其实，商业可以互通有无，使物有所用，可以便利人们生活，可促进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商人对人类是有贡献的。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52年，华北五省教文局招聘中学教师，我当即报了名，报考条件必需有大专文凭或同等学力。主持报名的是名陕北老干部，我说我没有文凭，只凭水平，还把我的简历讲述一遍，结果他给了我一张准考证。等到张榜的时候，我很欣喜地看见自己被录取了。因为我是平原省（菏泽原属平原省）人，所以被分配到平原省滑县省立道口中学。
我于1952年10月初到学校报到，然后就开始体验着教师的新生活。
短暂的教书生活
当教师首先得作教案，教案送学校，由教导处审批，经审批后才能讲课。我教的是初中一年级的古代史，每周18课节。刚开始的时候，我有些不习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就渐渐地习惯了。
上课之外的时间都由自己支配，虽然我担的课时比较多（其他人担任的课时是12节或15节），但我仍感到自己还是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自我充实。
为了讲好课，我参考了不少参考书。经过三年的教课，我觉得自己的学识的确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所谓“教学相长”诚哉斯言。
除了日常授课，我还担任了一年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工作，负责日常管理。那时期的学生都能尊师重教，比较自觉、自强、自律，班内的事全都由班干部办理，我感到很轻松，师生感情也很融洽。
1954年，妻子刘惠芸离开北京赴河南任教前与孩子们合影
教书期间，每年有两个假期（1953年前有3个假期，其中有1个麦假），假期期间，我会回北京探望妻子、孩子，平日按部就班，生活安定而规律。课余时间，我会和同事们一起下围棋，打篮球或乒乓球。
1954年暑假后，我妻子也从北京调转到滑县道口完小任教师，之后又将母亲从山东（平原省撤消）接来，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在道口中学，我与领导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的相处都很和谐融洽，很值得留恋。
1955年10月6日，一道晴天霹雳，瞬间击碎了我安定平稳的生活——我在学校被逮捕了，三年的中学教师生涯到此结束。
一切的幸福和美满的生活，都在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化为乌有，从此我就开始了那不堪回首的20年牢狱生活。
被捕入狱
“肃反”，顾名思义是肃清反革命分子，1950年有一次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虽说镇压了不少的反革命，但仍有漏网者。到了1955年，又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声势同样轰轰烈烈，。该运动于那年的10月6日统一行动，全国上下几十万人遭到逮捕，对当时的社会震动很大。
1955年10月6日，我早起刚洗完脸，学校通讯员就来找我，说李校长找我。我刚走进李校长家门口，突然就从套间冲出来两名彪形大汉，不由分说就把我五花大绑，然后才说：“你被捕了。”
我带到看守所，并被带上了脚镣，过了一个月才给我去掉。后来才听看守所人员说：“逮捕你时听说你会打拳，怕你不老实才给带上脚镣，后来看你挺老实的，这才给你去了。” 逮捕我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的“肃反运动”，要清理反革命分子，逮捕的人很多，一间小屋关押20多人。
屋子里放着一个大马桶。夜里睡觉人挨人，地铺挤得紧紧的，晚上起来小便，回来时就找不到原来睡的地方了。可又不能不睡，于是只好在两个人之间硬压下去，那两个人感到压力太大，才向两边挤出一条空隙供人慢慢躺下。在马桶下面睡的人有时被尿撒到脸上也不能喊叫，只好蒙上头。
早起床后放风15分钟，所有人都不许说话。饭后由有文化的人给大家读报，读完报，大家必须正襟危坐，反省各自的罪行，准备交代。
反省期间，所有人不许交头接耳，更不允许交谈案情。除了写交代材料的时候必须经过看守所审查许可才可以看书，没有交代自己情况的人都不允许接触书籍。而且，没交代清问题的人不许接见家属，所以我被羁押两个月之后，我被准许接见家属，算是宽大优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