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般无奈，我下令脱离战场，并带着警卫连向东北方向突围。子弹在身边呼啸飞过，我们向东北行进了七八里才脱离了战场。
在一片小树林里坐下来的瞬间，我想到我军旅生涯中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这算是最后一次也是最悲惨的一次，今天看来是12年的军旅生活是最后的一天了，我想我的生命也应该结束了。于是我拔出手枪准备自尽，却被警卫连长把枪夺走了。我悲伤地说：“我对不起大家，你们把枪丢掉各自走吧，不要管我。”后来走了一些人，还剩下几十个人跟着我。 我们过了一条河，准备向成都方向走，结果刚上岸，就发现在前方不到100米的地方架着机枪。那边有人对我们喊话说：“过来吧，过来吧！”我一看已经是脱身乏术，就只好领队过去了。有个干部模样的人问我话，我把长三针表（美国造的游泳表）递给他说：“让我过去罢，这表当给你作个纪念。”那个人倒是很注意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我有一块手表，你留着自己带吧。”也没有进一步地批评我。
我就这样成了“战俘”。后来到了解放军69军军部，有干部与我谈话，我向他讲述了战斗的经过。他说：“你挺顽固的，你们团在胡宗南部队里面打到最后呀。”我说：“这是军人的天职。”他听了之后便也就没说什么。
到了被俘军官队，经川南徒步行军向重庆集中，在路上看到兵团司令李文、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等人乘卡车经过，我便知道他们也已被俘。后来李文在战俘营中设法逃去了香港，陈鞠旅则在20世纪50年代病逝。
关于战争
我作为一名黄埔军人，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算是略尽了微薄之力，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在国内战争中，作为一名中国人，我自然不愿兄弟阋于墙。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只有服从上级的命令，听从长官的指挥，无法有个人的选择。
从军后大小战斗近百次未曾失利，仅在1949年12月29日于四川邛崃最后一战遭遇了失败。战斗共历时2天，在友军联络不通，上级军部指挥不畅，四面被围，耗尽所有弹药的情况之下，我想如再坚持下去，就算全团牺牲，已与整个大局无益，于是在部下再三劝说下方才脱离了战场，我自觉我已尽到军人职责。
事后有人责问我为何不起义，这恐怕又要回到军人的天职与内战的意义这个矛盾的命题上来，恐怕在今天的认识上仍然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至于整个国军失败的原因，问题太大，牵扯面太广太复杂，并不是我的认知能力能够论述清楚的。我所看到的问题就是：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军令不严、指挥有误。同时共产党方面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指挥，则是高度统一。此消彼长，胜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最终败退台湾，只能使人徒叹奈何，我只求问心无愧就好。
战后
当时解放军对被俘的军官还很优待，团级以上的人员还吃中灶，管理也很放松，除了晚上点个名，上午学习以后其他时间都很随便，到一个地方上街喝茶或者下馆子也没有人过问。
带我们的解放军排长经常和我们一块吃，他从不买单，更不怕我们跑，在他看来纵使我们跑也逃不出共产党的手心。正因为他的自大和大意，当我们到了隆昌时，我的连襟李玉堂派他的副官拿着通过关系签发的释放证在该茶馆里找到了我。我在我的学生家里脱下军装，穿上便衣，乘车回到成都和家人团聚，算是恢复了自由。
当时的成都，聚集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特意将名字改成了现在的名字。即便如此，还是会有人找到我，而我也会尽我所能地去为他们解决困难。
在成都休闲了5个月，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使我感到疲惫。突然间闲散下来确实感到轻松，但又觉得百无聊赖，于是就每天带上我的大女儿坐茶馆。四川的茶馆是有名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会集之地。这期间我的房东（原旧部同事的家）向我介绍一所房屋——一座2层6角6间小楼，还配厨房、卫生间，出售价格只要7两金子，当时我妻子不适应成都的生活，不愿在那里久居，而且又怕被解放军没收，便没敢买，后来回想起来当时的决策还是对的。
为了掩护身份，我们几个人集资开了个电料行，大家都是外行，于是找个懂行的当经理。可是没出三个月，差不多赔了精光，白白地花了5两金子。
12年没有回家了，抗战期间邮件不通，音讯阻隔，解放战争中也是不通音讯，现在没了工作，可利用这时回家探亲了。
1950年7月1日，我和李玉堂分别带着家小坐邮政车从成都起程，经绵阳、梓潼、广元、褒城、双十铺，历时四天抵达宝鸡，在宝鸡和李玉堂分手，他回淮阳，我回山东。
与李玉堂分别之后，我坐火车到兰考，再改乘汽车回到菏泽，在菏泽旅店与师范同窗李宪起相逢，彼此之间非常亲热。
李宪起是解放军鲁西军分区政治部的干事，我们谈起彼此处境都唏嘘不已，但并不因我们是敌对集团而存芥蒂。当晚，他请我夫妇二人看了戏，第二天又请我们到他政治部参观。同时，我也向他了解了家乡的情况，询问我回家是否会有什么麻烦，他一一作了答复，使我放宽了心。
第二天，我雇了一辆拉车，拉着孩子，我和妻子步行35里，回到家乡。我妻子从没有徒步走过这么远路，但她没喊一声苦，叫一声累，表现得非常坚强。
1950年，回老家时途经开封与家人留影
回到家乡，我碰到表哥，他说我父亲于1942年就去世了。我闻听此言，如五雷轰顶，当即嚎啕大哭。回到村头上一看，一切都变了样，自己的家也找不着了。见了乡亲也不认识，不知该叫什么，只得统笼地喊声乡亲。我向他们寻问张文达（我大哥名字）家在哪里，并按他们的指引寻到了家。
到家的时候，我连母亲都快要认不得了，她已经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太太。之后我又见到大哥、三弟、四弟，当听说堂兄弟大哥、二哥在抗日期间都牺牲了，五弟也因病缺医少药而死了，听闻如此多的亲人离世，我更泣不成声，久久不能平息。
后来到另一院子见了爷爷奶奶。老人家更显得苍老，爷爷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我见了之后心中无比酸楚。
第二天，我买了香纸到坟地祭奠了父亲。
大哥、三弟、四弟都是不久前从八路军队伍回来的，弟兄四个都没负伤。久别重团圆，全家人都非常高兴。
我们弟兄4人，3个是八路军，只我一人是国民党，但我们兄弟之间并没有像后来电影中出现的那种敌对情绪，仍然亲亲热热，因为我们之间是深厚的手足之情。
当年我离家不久大哥就结婚了，现在的嫂子是后来续娶的。三弟此时刚结婚，一家十多人非常热闹。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替爷爷锄锄地，干些杂活，爷爷奶奶都很高兴。在家虽好，但久了怕地方上找麻烦，再者我妻子过不习惯农村生活，所以我很快就离家回到了北京。
1950年，我们在北京鼓楼东大街南罗鼓巷104号租了两间小房住下，以商人身份报了户口。南锣鼓巷又称“蜈蚣巷”，因东西各有8条胡同整齐排列，呈“鱼骨状”，又如同一条“蜈蚣”而得名。南锣鼓巷街区北边是鼓楼大街，南边是地安门外大街，东边是交道口南大街。胡同格局完整，有各种形制的府邸、宅院多姿多彩，可谓北京古都风貌中保存完整的碧玉。从此，我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