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信之后，一方面庆幸她们已脱离了灾难，另一方面又为她们今后从上海到西安的路费而发愁。当时团里没有钱，我辗转反侧，坐卧不宁，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就是厚着脸皮向从前在华北时期的老师长陈鞠旅（时任第一军长）处借钱。
主意已定，遂约我连襟李玉堂，一同前往西安。拜见之后，我们说明了来意，陈军长马上令军需处长把以前的一些棉花卖了170元大洋全部给了我们俩。回到各自团里之后，我们又凑了200多元，共凑了近400大洋，装了两个木盒寄往上海。那时的上海也处于解放前夕，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我在宝鸡只有为她们祈祷，祈祷她能早日脱离上海，免得再受战火之苦。
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才接齐新兵，在陕西户县集合。我并没有多做停留就率部开往汉中褒城。这条路我已是第三次走，但每次经过都有不同的感觉：第一次过秦岭是首次当兵入伍，处处感到新奇精神振奋；第二次过秦岭是我带着学生去的，就觉得轻车熟路比较轻松；这一次越秦岭是带着一个团的兵走的，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比较沉重，前景并不乐观。
部队到达褒城后，马上接受装备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和马匹。一面装备，一面训练，从单兵的射击、打靶，到野外的演习，再到以班为最小单位的攻防演习。我团还办了一个学兵队，集合各连的优秀士兵或副班长100多人，由团作战主任负责教练一个多月，回连后成为连队的骨干。
部队正在紧张有序的整训中，有一天，我和连襟李玉堂以及副师长（华北时期的我团团长）去第一军拜望陈鞠旅军长，路上巧遇华北时期16军军长袁朴（此时为兵团司令）。他说：“李玉堂、张文杲（我原名），你们的老婆困在重庆旅馆里，我当时没有多的路费，没带她们来汉中（后来听老婆说她们在重庆找过袁朴），你们快去人接她们回来罢！”于是我连襟第二天便派人把她们姐妹接来汉中，一家于7月1日又重新得到团聚。
西安重组军队
我的二女儿就是1949年8月2日在汉中医院出生的。
当时为了向四川集结，家属先行安置，因此我的二女儿没有满月就坐车去了广元，在广元住了3个月，又到绵阳。我的这个小女儿可以说生下来就过着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们部队奉命开往武都（位于甘肃），意图阻止解放军在解放新疆之后向四川推进。部队在武都驻了两个月，解放军并没有什么动静。驻防期间，我们每天除训练之外就是构筑简单的工事。
这时到了“双十节”。往年的“双十节”都由军或师发些奖金，而今年的“双十节”却毫无动静（后了解到，都被师长贪污了）。于是，我就出资以团的名义每人发了0.2元的资金表示一下庆祝之意。官兵们都非常高兴。我还用团里的节余款买了一批骡马，以补充给机枪连和迫击炮连。
在武都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我团第二营肖营长买了一匹很漂亮的乌骓马，混身上下一根杂毛没有，乌黑明亮，高大健壮。师长不知如何知道了，就给我打电话，想要这匹马。我一听就火了，平时我就不满他的贪污行径，现在居然还要公开强占下级的东西，真是岂有此理。我当时就对他说：“那匹马是肖营长花500元买的（其实是50元买的）。”我想：你想要马就拿500元，你嫌贵就甭要马，结果他迟疑了一阵说，我给他500元好了。于是我只好叫肖营长给送去，否则师长不好下台。
在这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49年，黄埔1期同学陈文庆为了挽回国民党的颓势，重振军威。发起组织了黄埔同学会（与解放后的同学会不是一回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我师在武都接到发起函电后也照章办理，集合全师排长以上的干部四百多人，选举会长、副会长，并记名抽票，唱名计票。结果我的得票数与师长仅有一票之差，副师长和参谋长的票数都与我相差甚远，由此可见我在师里的人望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
1949年9月间，我在百忙之中抽闲和连襟李玉堂一起去了武都境内的名胜——万象洞游玩。该洞位于武都东南十多公里的白龙江南岸、巴山北麓。我们两个人和两名通讯员，一行四人早饭过后，8点钟就出发了，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到达了白龙江北岸渡口。
渡口没有船，只有落差很大的滔滔江水和江面上孤悬的一条绳索。我们留下一人看马，先由一名通讯员渡江，然后我和李玉堂先后通过。绳索渡江并不是十分安全，身下是滔滔江水，稍有不慎便可能出现危险。
过江之后前行三四里路，便到了万象洞前。洞口不大，比一般的城门略小。洞口的形状也并不规则，略呈扁圆形。洞内面积很大，有千奇百怪、造型多姿的石头，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其他人游玩，因而更显其空旷，让人置身其中会情不自禁地有一种离开尘世的错觉。
洞内的石头造型各式各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名叫“蜀牛望月”的石头。那头“牛”造型逼真，呈仰头望天状，双眼透过洞里上方的一个洞口，正好可以看到天空，想象夜半月亮正好位于那洞口上方的时候，这卧牛在那里痴痴地仰望，不得不说是一副绝美的画面。
洞的旁边有一泓清泉，泉水淙淙，甘冽可口。我们溯流而上，走了不到百米，光线就黯淡了下来，我们没有携带照明设备，出于安全考虑，只好转身返程，并没有寻到这泉水的来源，算是唯一的遗憾。
1949年12月，我们放弃了武都，又向四川集结。到绵阳与家属见了一面，安排家小到成都暂时住下，就匆匆离去。这次的离别可以说是前途危殆，生死难卜，所以我妻子泪流满面，悲痛异常，我也强压心中悲伤。
邛崃最后一战
部队在成都东北金堂、罗江等地绕一圈转到成都南面，彭城、双流一带。这时国军军心涣散，士气低落，7兵团斐昌会、19兵团罗广文都先后起义，胡宗南手里只有我们第5兵团的3个军，他看大势已去，大概12月22日在成都凤凰山机场飞往海口，我带领一个团在双流机场担任警戒，送走了司令部的一部分要员。
胡宗南走了之后，我们兵团在李文司令率领下，预定由云南出国，向缅甸突围，部队从四川彭城向新津、邛崃方向前进。出发之前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开了小差，溜回成都逃之夭夭，故我们3个团归军部直接指挥。
部队行进到新津的时候，就听到了很密集的炮声，我判断是第1军遭到了阻击。交火声持续了两天两夜才结束。尽管友军遇到了突发情况，但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下令继续前进。
1949年12月28日下午4点钟左右，我忽然听到我团前方枪声大作，随后派人去侦察。侦查员报告说，前方遇到了解放军阻击。
我马上到了前线，把部队展开，决定驱逐当面的解放军，实行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攻占两道山头。此时色已黑，经过一天的行军又经过激烈的战斗，我考虑到士兵的饥饿和疲劳，遂下令暂停攻击，形成相持状态。我命令部队加强戒备，进行修整。
次日（12月29日）拂晓，我又命令部队开始攻击，准备一鼓作气摧毁解放军的阻拦，以便继续前进。但这次遇到了解放军顽强抵抗，很难推进。到上午10点左右，后卫营长来电话，说后面发现不明部队。我告诉他用旗语与其联系是友是敌，如果不听阻止继续前进，就立即开火。
过了一会，我就听到后方的枪声，于是便知道自己被解放军包围了。战斗继续进行，到了下午，解放军的反攻就开始了。经过2天战斗，我们的炮弹已经全部打光，有位肖营长说：“张先生你带个警卫连走吧。”这时我用话报机与友军联系不通，和军部联系也不通，我想他们可能都走了，自己已经成了孤军奋战，即使我团全部牺牲，对大局也没多大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