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对囚犯有很多层管理。小组有小组长，小队有大组长，中队有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这些人代替干部管理囚犯被称为干部的拐棍，有情况向干部报告。
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大组长或统计（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但有一年我看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小孩和干部的小孩在一块玩，我和别人说：“就业职工的小孩和干部的小孩就是不一样”，结果就有人向干部打了汇报。因为我平时劳动好，表现不错，所以仅在中队开了一晚上会，受到了批判，其间有人想过来对我动手脚，也被队长制止了。在监狱里总共待了20年，我只被批判了一次。
田间管理
值得回忆的还有每年的田间管理，田间管理说起来比较轻松。在海浩门农场的庄稼，不管是青稞还是油菜，垅距都比较窄，所以锄头小而轻，不像内地的大锄板那么沉。即便是这样，实际用起来还是比较累的。因为干起活来，大家都想表现出极积性，你追我赶，互相攀比，所以一天下来，千米长的地身（指田地的宽度，大约有一个人平躺之宽，约两米）几乎要跑来回。
青海开荒
光追求数量，有时就忽略了质量，锄过的地杂草还很多，队长虽然多次提出了批评，但改进还是不大，而盲目追求数量，也就成了田间管理的痼疾。
田间管理的时间，多在五六月间，青海门源县地区的气候多变，本来红日当空万里无云，大家正在脱衣准备大干的时候，突然间天空一片乌云，或是大雨或飘雪花，刚才还大汗淋漓，顷刻之间就冻得人瑟瑟发抖，人们只好赶快穿上棉衣。可等到雨过天晴，就又是烈日当空，炽热难耐。
撒灰
在农场劳动的生产中值得追忆的事情，还有春耕前的撒灰，也就是把去年冬天积的肥撒开，再用拖拉机去播种。撒灰的活比较脏也比较累，撒起灰来尘土飞扬、黄沙滚滚，好像沙漠中沙尘暴一样。如果能撒到最前面或落到最后面，灰尘就会少一点，在中间的人就得面对着前后四面八方的灰。
撒灰场面很大，非常壮观。撒灰虽然脏累，但耗时比起收割、田间管理、肥积来，要短得多，否则人们也是难以承受的。每天收工回来的时候，虽然大家戴着口罩，但鼻孔里仍然全是灰。劳动的时候，下边扎着裤腿，回来洗澡时就会发现大腿里也全是灰。一年四季之中干的所有活，要数撒灰最脏。
饥饿
党中央对劳改的生活标准有明文规定，不能低于当地群众的生活标准，但从1959年开始就变了，每个月只供应主食26斤粗粮。劳动强度那么大，那么少的粮食根本无法满足身体的需要，所以大家都常处于半饥饿状态。在浚县马庄农场时，我都去地理摘生绿豆吃，甚至还在喂猪的红薯秧里捡剩下来的小红薯蒂来充饥。
这种状况在我到达青海浩门农场之后大为改观。伙食是吃青稞面（即黑面包），不限量，去的人都很高兴，因为总算能填饱肚子了。但好景不长，1960年由浮夸风造成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生活上吃不饱，还要到九分场去开荒（当时我被抽调到九分场）。吃的粮食连26斤粮食都没有，我们多半是挖山边的草皮煮一煮，就是饭了。
这样的一群饥民，自然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大家的工效十分低下，我也生了病。有的人渐渐支撑不住就倒下去，永远长眠于祁连山下。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病号在住地休息。他是广东人，个子很大，平时很老实，我们两个人都躺着，他突然轻轻对我说：“我不行了。”我心里难受，想救他一命，可我根本无力送他卫生室，只好对他说：“等着吧，等收工回来，他们就能送你到卫生室了。”结果等大伙回来把他送到卫生室，他已经死了。他很年轻，没有任何疾病，但就是这样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被活活地饿死了。
因为吃饭问题，我还受到过一次带手铐的处分。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几个人没有午饭吃，我当时就说：“难道我们连吃饭的权力也没有了吗？”
这一句话可闯下大祸，晚上大队集合开大会，大队长宣布我的罪名，煽动犯人企图暴动，立即给我带上了手铐。我想这是杀一儆百，以镇压大家的不满情绪。回到队里，我队的队长给我摘掉了手铐，他也知道我是饿的发慌了才说出了气愤的话，并没有暴动的企图。
后来，大家在九分场呆不下下去了，各队的人都要回原来住地。政府也不怕犯人跑，中队小队都没有集合，叫大家自己随便回去。我和一位姓杨的人，一起沿着山边小路，慢慢往回走。没走几里路，我们就把午饭吃掉了。
其实所谓的午饭也只能吃个半饱，更何况我们还背着行李。走了不到一半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饥肠辘辘。姓杨的兄弟说歇一歇，他把预先炒好的油菜籽给我了两把。这是雪中送炭的情谊，令我十分感动。吃完了油菜籽，我俩一步一步往前挪，直到天黑才回到队里。三四十里的路程，我们走了一天，可以想象当时行进的速度多么缓慢。
由于饥饿，我开始浮肿，肿得两只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人都变了形。因为浮肿而带来的拉稀，我想这就是死亡的前兆了。我去找医生，他也是犯人，他和我直截了当地说：“阎王爷要命，谁也挡不住。”他是在告诉我，他也束手无策。我心想那就等着死吧。
就在我万念俱灰的一天夜里，我在梦中见到一个约五六十岁的老者，很果断地对我说“再给你两年的阳寿”，说完便扬长而去。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拉肚子慢慢好了，再后来供给粮食也多了些，我的身体也逐渐恢复了昔日的健康。
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我努力改造到1970年10月5日，我的刑期终于满了。政府开大会，法院法官来到农场，宣布说：“张君国刑满释放。”
我天真地以为从此可以恢复自由，可以和家人团聚，但却发现和我想象得根本不一样，自己的想法简直太幼稚了。虽然刑满释放，但只是可以就业了，能拿到每个月32元的工资，但还有反革命份子帽子戴着，还要继续改造，我高兴了一阵子心里又凉下来。
回家探亲
为了能够回家探亲，我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和准备。1973年，领导终于准了我一个月假，我才开始我的探亲之旅。时值春节前后，旅客多，车票紧张。脱离社会十七八年，我对当时的交通情况完全不熟悉，我从门源到西宁时还比较顺利，而到西宁买火车票就遇到了麻烦。
“百善孝为先”，所以我回家得先到山东老家去看望母亲，才能再去北京与在北京养病的爱人相见。西宁没有直达郑州的车，于是我就先买了到西安的票，毕竟每走一步就离家近一步。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在西安又花了很长时间才买到郑州的票，到郑州之后又买了到兰考的票。从兰考到菏泽也没有直达车，我只好又换了一次车才到菏泽。
到达菏泽，我没有丝毫的停留就徒步回家。18年的分离之苦，今天终于又可以回到老母亲的怀抱，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母亲很高兴，大哥四弟也异常欢喜。第二天，我到集上买了些过年的东西送给母亲，晚上又请了几位本家叔叔弟侄相聚，大家久别重逢，欢聚一堂，畅述离别之情。
在家住了几天之后，母亲知道我还没有去北京见儿女和妻子，就催我去北京，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从菏泽经兖州、天津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