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见到分别18年的妻子和儿女，我的心中感慨万千。此时儿子已经成长为二十多岁小伙子，而两个女儿也成了婷婷玉立的大姑娘。我万分高兴却也十分感慨，我庆幸他们没有被艰难的岁月后压倒，在种种逆境之下奋发向上，我更感谢我爱人对儿女们呕心沥血的抚养。一家人分隔18载春秋又重新团聚，其中的欢乐自是不用细说。我们全家到照相馆去照了相，之后我还和儿子、女儿及外甥到颐和园、动物园、玉渊潭等地游览了几天。
这次探亲还见到了我的岳母，她的身体还很硬朗，有的时候还能下厨炒菜，这让我很欣慰，而且我还见到了我未来的大女婿。
假期只有一个月，往返路途就占去三四天，在老家住了七八天，所以在北京住了几天之后就该回去了。我的儿子和二女儿也要回安阳上班，于是一家人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我和儿子一起离开了北京，车到安阳时儿子也下了车，我孤身一人又返回了青海农场。
特赦
为了摘掉帽子，除了拼命劳动为国家多创造一些财富以弥补自己的罪恶以外，还要改造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买来马、恩、列、斯等人的选集，认真阅读，深刻领会并写出读书笔记。
又经过了5年的刻苦努力，皇天不负有心人，1975年初，政府终于给我摘掉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让我真正回到人民的行列。
虽然摘掉了帽子，但我的处境并没有太大改观，只是星期日可以外出。在生活上，我可以吃到白面了，以前都是青稞面，同时可以另住一室，其他的一切都照旧。
刚开始的时候，我想这次应该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可是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又错了：既然你就业了，帽子也摘了，那你就在青海老老实实呆着吧，在青海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吧。这次摘帽子本来是好事，但却是在内心里给我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1975年底的一天，我正在野外劳动，大队的通讯员通知我回大队开会。我感到很意外，随即匆匆赶回大队。到会后还有早到的十几人已在那里等。
人到齐后，大队管教干事便宣布：在押的国民党县团级人员，自1975年12月某日实行宽大处理，家属在全国八大城市的，只要家庭亲属愿意接受都可回去与家人团聚。听到这一惊人的喜讯，我热泪奔涌，欣喜若狂。大家都是热泪盈眶，事后听说其他大队有个人因过度兴奋，血压升高当场死了过去。
第二天，我们就到总场集中，大约共有七八十人。为了恢复这些人的身体，每日三餐都很丰富，鸡鸭鱼肉全都具备，还让我们去参观各个地方。总场的管教科长和场长还来给大家讲话，勉励大家回社会之后要为人民服务。
集中了一个月，农场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衣服和一条毛毯，再加上100元零用钱就把我们送到青海公安厅。我们在西宁又停留几天，到各农场参观了几次，就被分别送到各省。到了河南省，因为我爱人那时在滑县，我就想回她那里，但老伴认为滑县没什么大企业，不好安排，而且儿女都在安阳市，不如到安阳好，于是就让儿子到省公安厅要求，公安厅批准了我们的要求。
牢狱岁月的小结
我在青海浩门农场共度过了17个年头，通过这漫长的岁月使我懂得了不少做人道理，也看透了世态的炎凉。在浩门，有屈辱，也有心灵的感触。
有一年的秋后，从地里搬运青稞，那时我是大组长，小队长布置我中间休息可自己决定，快到休息时间了，我就令小队的人休息。可是小队长也许是嫌休息太早了，或许是嫌我没有请示他，就过来责问我，为什么休息那么早。我听到马上回答说：“您不是说了让我们自己决定吗？”他认为我顶撞了他，他气呼呼地走过来想要打我，但走到跟前他停下了，并没敢打我。
后来中队王队长听到后对我说：“我们的干部水平低，态度不好，我已经批评他，希望你能谅解。”我听了颇为感动：一个国家干部主动向一个犯人承认自己下属干部的不是，这种宽大的胸怀，实在难能可贵。
还有一次我患感冒请病假在家，休息的时候王队长还亲自来探望了我一次。中午做的病号饭，大伙房里没有鸡蛋，王队长从他家里拿了两个鸡蛋来给我吃，这使我非常感动。这的确是是共产党实行的人道主义真实的体现。王队长也是共产党的模范党员，后来这位王队长晋升为分场场长，我至今还非常怀念他。
监狱中的劳改生活，也不是全部紧张忙碌。每逢星期日，就是大家休闲的一天。大家各人处理各人私活，洗衣服，拆洗被褥，理发，写家信，不会写的找人代笔。理发不会的人多，大队里就建有理发店，理发员也是犯人，所以不用掏钱。实在没事做就下棋。我是下围棋，没有棋子，我们就自己动手做，将石灰攒成圆球，晒干后，将半数的用墨水染成蓝色。多年不下棋，偶尔下上几盘也顿觉新鲜。开始的时候，干部检查内务，他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于是就给没收走了，我们只好再重新做，后来干部了解了实情也就不没收了， 刑满人员的待遇要比在押犯人的待遇好一些，可以外出，可以到附近小镇青石嘴买点日用品、书籍、衣服等，还可以下馆子吃一顿，下午再回队。
总场还成立了一个豫剧团，不时在总场演出。演员也是犯人，总场要求各分场的人轮流观赏。各分场也有自编自演的话剧，我也曾受命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幕话剧，而且在总场的演出上还得了个三等奖，只是可惜由于时间久远，已经忘记了那话剧的名字。
20年的劳改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不可计数，值得回忆的事还有砍柴。砍柴是为了解决大伙的烧柴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一次南山，成为劳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山砍柴的那天，我们身上带上午间的干粮和镰刀，淌过没膝深的河，河水湍急，过河时必互相拉着手，否则就有被冲倒的危险。过了河就三三两两各自为政，有在浅山的，有爬深山的，各自选择，谁也不管谁，只砍到晚上回队过秤。砍柴虽然也有枝巧，但技术含量不高，力气大的能背回家就砍多点，身体差的背不回家的就少砍点。因为山上的树多的是，不多工夫就砍够背的重量了。
砍够柴并不难，问题是如何背回家，在山上和砍柴的时候还好，可回来时却要身背七八十斤甚至百十斤的东西。过河时，一脚踏不稳就有滑倒的危险，提心吊胆地过了河便好像过了一座大关，再往前走就没什么问题了。累了就歇，困了就睡，只要能顺利返回就好。到家之后要过秤登记，数字就是你一天的成绩，如果太少了，就肯定得受批评，所以也没有偷懒的人。
到浩门农场的前几年，由于我对农活不熟练，再加上身体不适应，劳动起来不是得心应手，所以有时候落于人后，常得到别人的帮助。像开垦荒地，走在前头的人就帮我开上几镢头。收割也是一样，我落后了，前边的人多割两垅，我就跟上了。在生活上也有好心人经常帮助我，袜子破了，自己怎么也补不好，人家拿过去，就补上了。拆洗被子自己不会用针引，都是朋友给缝的。还有1960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生活上吃不饱，有干种菜放羊这一类轻活的朋友，都会把他吃不完的窝头送给我。
在监狱里不讲团结，不讲友谊，不准搞小集团，但人情味总是有的。在日常相处中，互相了解之后，都会产生同情之心，慢慢地发展为朋友之情，不过彼此都心照不宣罢了。他们相助之物，现在看来是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弥足珍贵的，这种友情更是千金难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