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在霸县以南拒马河与解放军遭遇并打了一仗，281团三营营长杨兴阵亡，我随即被调往该营替补。我接任营长的第二天，我师就在昝岗遭到解放军三个纵队约十万人的包围，并经历了三天三夜的苦战。
我营与对方相距仅有四五百米左右，地形开阔，白天攻击伤亡太大，于是解放军就试图利用夜晚挖坑道逐渐接近我们的阵地，但终因我们火网编织严密，难于接近。
乘着我师吸引解放军的主力的时候，华北战区司令部急调三个军，意图将其包围而歼灭之。但这个措施被解放军地下情报人员（我军华北战区司令部的作战处长）通知了解放军，因此在友军到达之前，他们已撤退了。
这次战役打得惨烈，我营前线的工事多被摧毁，九连连长也负了伤，但没下火线，仍然坚守岗位，我自己住的房顶也被炸个窟窿。我团五连的阵地在战斗中曾被突破，解放军已冲进阵地里面，还是师长亲率警卫连把解放军又驱赶出去，恢复了阵地。
战斗结束之时，我们的子弹都打光了，炮弹也打光了，虽获得表面胜利，但在外围据点的两个营损失殆尽。
平汉北段之战
1947年底，石家庄被解放军攻占，华北剿共总司令换成傅作义。他的战争指导思想与前任大相径庭：野战部队不守城镇地方，地方交由地方团队防守，野战部队专门寻找共军主力决战，因此我军经常移动，很少在一地停留两个星期。
1948年初在平汉北段打了两仗。元旦在团部吃过早饭之后，团长就下达了攻击令。我营是左翼，7点统一开始攻击。为防左翼暴露，我在左侧派了一个排担任掩护，两个连主攻，其余部队为预备队。
攻击开始后，我方将士前进迅速。虽然对方火力猛烈，但部队在连排长的带领下在中午就将对方击溃，同时右翼的骑兵出动追击，斩获颇丰，其中包括一门八二迫击炮。
另一次的战斗是快到宿营的时候，我军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团长还是让我营担任左翼。我将部队展开，我的指挥所推得很靠前方，几乎与连部挨着，虽然由于过于靠近前线而导致营部的一名副官负伤、一名通讯班长牺牲，但我毫不犹豫，指挥部队迅速接近解放军阵地，并最终在猛烈火力压迫下，迫使对方50多人放下武器作了俘虏。
战后，这些人被送往师部。这些人多为穷苦百姓，经师部简单问讯后发路费释放。
官沟之战
1948年底，淮海、辽沈两大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四野已入关，对北平外围之部队开始进攻。我部当时正驻八达岭，因此与其发生了战斗。
四野集中重兵攻打八达岭一线，此线路是京畿要道，历代外敌攻入北京多走此道，而我营正当青龙桥的要冲，所以战斗格外激烈。4个连长阵亡了3个，副营长受伤，营部的两匹乘马也被炸死。
此役我恰巧正在北平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此次战斗极为惨烈，16军主力在这场战斗中消耗很大。
我返回部队不久，部队就都收缩到北平城外围。在清华园外，我们又和四野的部队进行了火力接触。当战斗一打响，我就知道对手不是晋察冀的部队：对方的打法比较以往与晋察冀部队交火时的打法要凶猛许多。以前和聂荣臻的部队较量，对手多采用游击战术，比较机动灵活，而四野的部队猛打猛冲，而且其武器全部为东北战场缴获的美式装备。我的一个勤务员在这次不大的接触中牺牲了。
北平被围
交战结束后，部队又回到动物园驻防，没有停多久又移到广安门外驻防守城。守城就要构筑工事，从城墙起一直到二千米以外形成纵深配备，如地雷、铁丝网、外壕、鹿角、钢筋水泥碉堡，全部用上，但直到和平解放，我们都一枪未发，只是北平城里落了几发炮弹。
北平被围两个多月就和平解放了。以前在广安门外埋设的很多地雷，团长叫团部杨副官带人去拆除地雷。杨副官按照埋设地雷的地图一个一个地起出来。起到最后还有一个的时候，就在他按图索骥，在到处寻找的时候，不幸踏响了地雷，被炸得血肉横飞。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他都没死，眼看战事结束了他却牺牲了，确实遗憾。
西安重组军队
驻守北平部队由傅作义绥远部队和中央军嫡系部队组成。我们中央军多反对投诚中共，绥远部队由于是傅的亲兵，傅作义可以完全控制。最后中央军将领与傅达成协议，在开城投诚前将中央军中级以上军官安全送出北平。这个要求据说傅请示中共方面后，得到了中共方面的默许。
兵团司令李文、军长袁朴、师长周士赢、团长樊玉书，都要离开部队南下。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是留在北平，还是跟随长官撤离。军人之心使然，我没有丝毫犹豫就决定南下。
决定南下之后，我马上就请来了岳父安排家室。第二天，南京方面来了5架飞机，在天坛临时机场起飞，接走了中央军大部分团以上军官以及像我这样的、决定随部南下的军官。
我们撤离后第二天，傅作义即向解放军投诚。被围两个多月之后，我终于算是脱离了险境。飞了两小时，飞机飞抵青岛，在青岛停留了半个月，坐轮船抵达上海。
在上海，我拜见了岳叔父，他劝我们留在上海，我认为自己很难适应上海滩的生活，就毅然随大伙飞往西安。
到达西安的那天，胡宗南接见了我们全体人员，与大家分别握手，并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们随后到城南黄埔村军官总队（编余的军官）住下。
在军官总队不久，胡宗南召集李玉堂、李丙育和我三人谈话，了解每人简单情况之后，就让我们三人分别到军训班，任第一、二、三队次队长。
在此期间，胡宗南每周都去开总理纪念周会议，由我担任司仪。总理纪念周，顾名思义，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凡是国民党单位，无论军政，每周日都要举行这个活动。会议大体上是分为以下几个环节：唱国歌，背诵总理遗训，为总理默哀三秒钟，首长讲话，政工人员报告政治形势，散会。
后来，胡宗南又与我们三个谈了一次话，问问每人的带兵的心得与体会，并共进早餐。在此期间，胡先生与我交谈投机，后来通过司令部长官与我谈话，希望我调任去他的警卫团做团长。虽然得到长官赏识，而且有机会得到晋升，但我考虑到警卫团的生活过于安逸，而且觉得自己也不善于处理司令部的人际关系，便婉言谢绝了。不久之后军训班结束，成立陕西省保安旅（后改为338师，编入90军）我们3人分别为1011、1012、1013团长。
虽然名义上成立了保安旅，实际上只有官，没有兵，甚至连每连的班长还是从警卫团里调拨来的。为了充实兵力，我们必须马上到各县去接新兵，于是我就把团部移驻宝鸡县。该县设有团管区负责征兵事宜，团部移到这里能方便招收新兵。
在此期间，我接到我妻子从上海发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她和四姐、五姐带着孩子已从北平经济南、青岛到达上海。
我妻子在信上讲说，他们从济南到青岛的路上没有火车和汽车，只好雇人推小车，推着孩子和行李走，大人步行。一路之上，她们还不断听到稀疏的枪声，在提心吊胆中才到了国统区。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我妻子在上海她四叔家因下黄包车匆忙把路上所带盘缠——一只装着六七两金子的小提包丢在了车上，等发现了钱丢了，下楼去找的时候，拉车的人早已走了。于是他们所带的旅费全部丢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