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也奇怪，通过一次次的针灸，老人的患侧逐渐有了知觉了，针感越来越强。除了针灸、中药，再加上火罐、按摩这些土方法我都用上了，他的病况明显地在一天天见好，这样我信心更足了。我慢慢地将他扶起来，让他双脚着地，再扶着他向前迈步，经过了半个月的努力，卧床三年的他竟然能拄着拐杖下地了。
奇迹出现了，我太高兴了。当时快要过年了，我也该回家探望老母亲了。
临走时，老人依依不舍，抓住我的手用颤抖的嘴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突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吃力地弯腰用拐杖在一木箱下面的小土窑里搅动着，我顺着拐杖看去，里面全是麦壳，不过拨开麦壳竟然露出两个圆圆的东西，我帮着他拿了出来。
嗬！是两个西瓜。老人缓缓说道：“这是夏天放进去的，我也没有什么东西感谢你的，把它拿回去给你母亲吃吧！”
我知道这可是老人家的宝贝，我不能要，况且正值数九寒天，我到车站还要走15公里路，这还不得冻了。
但是老人说什么也要让我带上，一番好意，让我盛情难却。
“这样吧，咱们爷俩切开吃一个吧。”我最后说道。老人想了想也同意了。
放了近半年的西瓜，切开后全是汤了，我喝了半碗汤，吃了些瓜壁上网状的瓜瓤，老人拿着那半块瓜一直刮得吃到只剩下薄薄的绿皮了……
家庭生活
男大当婚
下乡后第四个年头，知青开始逐渐返城。在以前有的人就自行回去了，可是下不了户口，俗称“手提户”，只好在城里找个临时工先干着。
“唉，坚持一年就好啦，现在我的户口两头都不给下。”同学小孙沮丧地说着。
“还有比你更麻烦的呢。”另一个同学说道。
“谁？”“刘永祥啊！”
“怎么啦？”
“他和邻村队长家的闺女刚领的结婚证，政策规定，找了社员的就不允许回城啦。”
我们一帮知青坐在一起谈论着。
那时在乡下，我们这些知青的年龄已经算大的了，农村中的同龄人也都男婚女嫁了。社员们经常在一起给我们介绍对象，一些家庭条件稍稍好些的知青家长也在给张罗着并催促自己的子女，都说着遇上差不多的就早点解决吧！那时结个婚少说也得花个一两千块钱，对于我们这些无依靠的知青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刘永祥的对象是我们队长给介绍的。他们见了几面，双方都还满意，就这样经过双方家长同意把婚定了下来。
当时彩礼钱需要500块钱。这天小刘的父亲从城里来啦，带着四包礼，在介绍人的主持下就要订婚了。
记得在女方家的大炕上，拼着两张炕桌，上首坐着男女方父亲，中间坐着介绍人，我作为知青代表，坐在下首。大家都盘腿而坐，吃着喝着。过了一会儿，只见男方父亲从兜里拿出一叠钱，给了介绍人，介绍人数完后又给了女方父亲。女方父亲数了数，伸出两个指头，男方急忙拍了一下介绍人伸出三个指头，结果双方每次都“二、三，二、三”地伸着指头，把我们都看糊涂了，最后还是介绍人拍了一下男方父亲肩膀说：“老哥，还差两百呢。”
“哦，对了，剩下的两百过几天就拿来了。”
就这样刘永祥的婚事定下来啦。
……
“看，现在连回城的机会也没有啦！”我们大家还在感叹着刘永祥的事情。
“唉，谁知道呢，当初我们不都是立志来农村安家落户吗？”
小而全的学校
1971年的夏天，我们从农村抽回城里。听说把我们这些老高中生抽到师范学校，当时叫“五七师范学校”，要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分配到各中学任教，去弥补经过“文革”后各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
这座学校在郊区，学校周围全是农田，种的谷子、糜子也有一尺多高了，还有一米高的玉米和高粱。穿过这些农田，出现了学校的围墙，围墙上写满了标语，校园很大，校墙北面有高高的水塔，校园中还有几个很大的菜窖。
校内有工厂，是铸工车间，能够用铁水铸成些简单的农具和灶具；还有饲养院，养着猪羊，甚至还养着十几头黑白相间的奶牛，听说可以给没有奶水喝的婴儿供应牛奶……
我们来到学校后，参加了各种劳动。记得在农田锄地的时候，同学们调侃地说：“我怎么觉得还像是在农村，离城还远呢！”
“是啊，将来要让我们去当教师，应该让我们多学些文化知识，多具备些教师素质。我们已经下乡劳动了三年多了，怎么除了每天给我们念念报纸外，就让劳动呢！”另一个同学也闷闷地说着。
校领导听说了我们这些“活思想”的话，专门给我们上了一节政治课。意思是要把我们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经过劳动，继续改造我们的思想，彻底和“臭老九”划清界限，培养朴素的劳动人民思想，这样才能在分配出去后成为合格的人才，合格的人民教师，否则还会像过去学校中的“臭老九”一样。
他还骄傲地说：“我们的学校什么都有，可以说，不出校门我们基本上就能自给自足……”
听完校长的话，我不禁陷入沉思，这是学校呢，还是小社会？
你去搞宣传吧
从乡下抽调回师范学校的第一个周末，老师给我布置了一项紧急任务——出板报，说周一有市里参观团要来，明天一天必须完成任务。
板报或大批判专栏在那个时候是每个单位都有的主要宣传形式，一般是在明显的位置立起宣传板。宣传板有大块的，也有小块的，上面内容不定期更换。
这块宣传板大概有七米宽，两米高。我们首先将宣传板清理干净，有的地方旧纸张已经糊成了厚纸板，需要铲平。
铲平后，我拿起纸张，说：“往上铺纸吧。”
“大字报还没抄好呢？”另一个同学说。
“把纸铺上去，好写！”我一边糊着浆糊一边解释。
我们把二十多张大白纸刷上稀浆糊，然后全部平铺上去。接着用板刷在板报上面用红色大字写出通栏大标语，每个字再用黄色勾出边来；然后再根据这次版面的五六篇文章的文字多寡简单地排版，画出报头，写出每个小标题，用花边空出每篇文章的位置；最后比较费时的是用毛笔把这些文章抄进去，大概地再整体美化一下，板报就算出完了。
晚上，校长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通知我说：“我们决定了，你从明天起就留校了。”
就这样，我留校搞宣传了。记得不久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所以校园内外的许多标语都必须要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