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时选拔留苏预备生，我差点就被选上了，仅因为沙眼，体检不合格，所以被刷下来了。我的沙眼或许是由于在农村时卫生条件不好引起的，当时一家人共用一条毛巾，容易感染。若是没有这一小问题，我可能就留学苏联了。所以，我常感慨说：人生道路有时是很难捉摸的。
1955年夏，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因是学生领导，所以参与了这场运动。个别学生被查出有“历史问题”，但问题不大，所以只是批评了一下，而没有批斗。这一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件事，那便是“农业合作化”，先是让农民组成互助组，后又组成合作社，但农业合作化对我家影响并不是很大。此外，1955年还有个“扫舞盲”的活动，让大家学习交际舞，北大学生每周六都在大饭厅里开舞会，我也去参加了，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怎么学会。
北京大学四年
大学期间我回过两次老家，即在1953年和1955年。1954年暑假，因为学校组织学生去大连旅游，所以我就没回家。我们从天津坐船去大连，那是我第一次坐海船，海浪比较大，我感觉有些眩晕。在大连旅顺，我看到了许多苏联风格的建筑。这算是大学期间唯一的一次旅行。1953年及1955年两次回家，家乡邻里都热情地邀请我去吃饭。我考上大学后，家乡人以我为榜样，教育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可以说，我在家乡受到了很大的尊敬。
大学期间，我也有要好的同学，但如今我们因不在同一城市，所以相聚不多。总体来说，与大学同学间的情谊比中学同学淡一些。比较起来，我对大学期间的老师倒是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众多名师的指导下，为我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6年，我大学毕业。假期我没有回家，而是与另一位党员去了高教部，帮助做毕业分配工作，这也算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每月工资56元。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是杨秀峰，他缺一个秘书，于是高教部办公室主任找到我，想留我作部长秘书，我口头答应了下来。可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同学后，他们都坚决反对，说：“你好不容易念个大学，就搞行政工作了？这有什么前途？你应该搞教学，搞研究。”同学们说这些话，也是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之前，周总理曾作过一个报告——《向科学进军》，大家都认为搞研究有前途，对行政工作则是有些看不起。听了大家的话后，我动摇了，于是，我找到主任说：“我想回校，搞教学研究。”他也同意了，并没有勉强我，而是对我说：“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最后，我留在了北大给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当助手，协助他做科学研究工作。当时同学们对这个工作羡慕不已，说：“你跟这么一个大专家在一起，前途无量了！”工作就这样定下来了，我感到很满意。
被错划为“右派”
我自出生到大学毕业，可以说，人生旅途还是比较顺利的。1957年，我在北大中文系担任语言学家王力的助手。当时正值整风运动，中央号召大家批评党内所存在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学校贴出了很多大字报，对一些阴暗面提出批评。社会上也展开了大辩论。我是党员，组织观念比较强，所以在公开场合对党提意见或是贴大字报之类的活动，我都没有参加。
其后，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许多意见显得有些过火。西语系组织了一次控诉会，诉说他们所遭遇的不公。5月下旬，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如何对待大家贴大字报、提意见的问题，以达到党内统一思想的目的。会上，大家敞开心扉发言，谈自己的看法，所有发言不做记录。实际上，此时党内已经开始布置抓“右派分子”了，而我们都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北京市委的人，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身份，因会议开始前并无介绍，他只是坐在一边，而我们也没理会他是谁，结果，他做了会议记录。后来，北大据此编了一本铅印的《右派言论集》，以供内部批判使用。等到20世纪80年代，北师大的一位也曾受过批判的老师收集整理了从胡风开始的所谓右派言论，编辑成书，名为《六月雪》，寓意为暑天六月下了一场雪，该书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内从《右派言论集》中选取了我的言论，并加了一个题目，名为《我的思考》。
1957年5月，毛泽东作了一个报告《事情正在起变化》，实际上，这是反右斗争的动员令。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紧接着6月9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由此，反右斗争开始了。
1957年，王力先生正在主编《汉语史》，为给他营造一个良好的著书环境，校方为其在青岛租了一套房子。党支部会议结束之后，我随王力先生去了青岛。当时我并不以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会引起什么问题。不想到了7月份，上级通知我回学校。刚回学校，我便与党支部的另外两三人被定为“右派分子”，很快，我被开除了党籍。学校以工会的名义召开批判大会，全体教师都参加了。此时已将问题“上纲上线”，说我们这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共开了5次，全体教师都参加了，也有部分学生党员参加。对于他人的批判，我当时基本上表现出了接受的态度，没有感到委屈或是不满。当然，对于他们的言论，我也并不是很认同，但受形势所迫，我只能低头认罪，还得把他人的批判内容记录下来。同时，我心里充满了疑惑：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
当时，有一位预备党员为我打抱不平，说了这样一句话：“左言东从小参加革命……”结果，他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人说实话、说真话就很困难了。所以，那段时间我在精神上很孤独，受形势压迫，许多人都自身难保，谁也不敢站出来替我说话，周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在我受到批判、开除党籍之后，王力先生正式辞退了我。失去助手的职位后，我做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助教，辅导现代汉语。
1957年底，我被打成“右派”好几个月后，北大又有几百人被打成“右派”，而且出现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例如，总支书记因右派名额未达标而犯难，便找到研究生支部书记，问：“你们现在有多少右派？”支部书记回答说：“我们现在没有右派啊？”谁知，总支书记对其说道：“我看你就像右派！”因此，支部书记果真被打成了“右派”。所以，反右斗争这笔账还真是没法算。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件。因当时须按5%的比例划分“右派”，便出现了很多荒唐的做法。有些人并未发表过何种言论，只因出身不好或是平日与领导有些矛盾，就被打成了“右派”。据说，在一次会上，因开会时间长了，某人中途去了一趟厕所，结果，大家将他定为“右派分子”。
许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下场很悲惨。当时北大最有名的“右派分子”恐怕便是林昭（原名彭令昭）了，她后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因拒不认罪，最后被秘密枪决。枪决后，军警到她家中收了5分钱，说是子弹的钱，表示人民财富不能用于反革命身上。此一说法见于报上，文章题目是“人民的审判”，《人民日报》也曾刊登过林昭的事。最终，林昭得到平反，宣布无罪。“右派分子”中，绝大多数是被冤枉的，其中有很多优秀的人物，从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等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