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后，我便远离故乡去北京上学了。对于故乡，我还是深深眷恋的。1990年，《淮阴日报》约我写了篇小文章，题目是“绵绵故乡情”，抄录于此，以表达我对家乡的怀念。
绵绵故乡情
我离开家乡已经整整37个年头了。1952年11月25日，我这个生长在淮阴乡土的农家子弟，告别乡亲，坐上了开往首都的列车，来到著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学习。
时光荏苒，年岁渐增。离开家乡时正是青年，如今两鬓已染上了些许白发，快要步入老年了。近40年来，我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挂念着我的家乡，想念着家乡的亲人。深深印在心底的家乡情，像一根无形的丝带，把我与家乡紧紧地连在一起；它又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时时刻刻吸引着我的心。
一个人来到社会，总是先从家乡的土壤里吸取营养，发芽成长。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乡原是个很穷的地方，稖头（方言，指玉米）面、山芋是农民的家常便饭。我小时候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身体一直比较瘦弱。但人究竟不同于一般的动物。人的成长，不仅要有物质上的营养，还要有精神上的营养。而后一方面，家乡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着丰富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既有祖先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更有共产党培育的。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从家乡的土地上，我吮吸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从我记事时起，直到离开家乡，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除周围的乡亲外，接触最多的是老师和同学。乡亲们的纯朴善良，老师、同学们的真诚友谊，像春风细雨一样滋润着我幼年的心灵，使我体验到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爱，有了这种爱，我感受到愉快和幸福。
最使我难忘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北撤那一段不平常的日子。那时我刚刚进初中不久，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参加了为前线服务的宣慰团。在宣慰团里，我的年龄最小，老师和同学像父母一样照顾我、关心我。1946年冬北撤到山东，我离家时穿了一双布鞋已经磨破了，校长和老师每到一地都想着给我买鞋。长途行军有时我跟不上队，几位大同学就轮流背着我走。那时环境极为艰苦，但我就像在父母身边一样感到温暖。1948年春回到家乡，队伍驻地离家还有二十多里地，我晚上摸到一位亲戚家，惊喜之情自不待言，但因工作还未定，我临走时要亲戚暂不告诉家里。但我刚走，那位亲戚连夜赶到我家报信。第二天上午九十点钟的光景，庄上十几位乡亲赶到驻地看我。
1952年参加高考后，我天天在家等候录取与否的消息。老校长暑假在扬州学习，学习结束时看到了登在报上的录取名单，顶着酷暑，风尘仆仆赶到我家里报喜。来京之前，我连个漱口杯都没有，入学的费用大多是乡亲和老师帮助的。
离家后每次回家探亲，每天都沉浸在浓郁的家乡情谊之中。1982年那次回去，我已经在招待所住下，老师硬是把我拉到他家吃住。第二天还没起床，年近八旬的老校长已站到我的床头，一定要拉我到他家去吃早点。1985年春天，我在电视里讲课，乡亲们赶到集上，在电视机前与我见面。一桩桩美好的回忆包含着无限的深情，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有这样两句名言：“没有爱就没有幸福。”“把爱赶走，我们的地球就变成一座坟墓。”只有物质丰富精神也丰富的世界，才是人类理想的乐园。几十年来，家乡给了我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永远受用不尽。绵绵家乡情，深藏我心中。
北京大学四年
1952年，全国大学统一招生，我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学校的高考考场设在扬州。考试回来后我便在家中等消息，后来，老校长送来登有录取名单的《解放日报》。当时是按全国大区发榜的，我是华东地区北大中文系录取名单的最后一名。虽然我在本地学校里学习名列前茅，但与华东地区其他教育发达城市的学生相比，还是显得有些逊色。得知我考上北大后，家人都很高兴，我自己也很惊喜。
之后，家人开始为我到北京上学做准备。我家中经济困难，老师、亲友、邻居为我凑齐了购置生活用品的钱及去北京的旅费。当时我很感动，所以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对故乡、对家乡人民都心怀一颗感恩的心。
1952年11月25日，我坐火车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学校派人在那里迎接，我坐上大汽车到了学校。
初到北大时，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新奇，许多东西我之前都没见过。家乡没有暖气，在北大的宿舍楼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暖气片。此外，厕所里的抽水马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进北大后，我住在未名湖畔的民主楼，每间宿舍住二三十人，上下铺。总的来说，条件要比老家农村好多了。在北大上学，伙食由国家供给，每八个人一桌，中午、晚上都是四样菜，主食是米饭和馒头，而且每天都有肉菜。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进了天堂了。
12月8日，我们开始上课，记得第一堂是体育课，老师姓王。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一些很有名的教授。那时没有教科书，只有讲义，学校将讲义印好发给学生，学生学习主要靠记笔记及去图书馆参看参考书。中文系1952级一共有六七十名学生，分两个专业，一是新闻，二是语文。起先多数人都想选新闻专业，我也是如此，可后来因语文专业需要更多的人，所以领导动员大家尽量选语文，因此，我报了语文。那时的课程设置仿效苏联，而且几乎所有的专业都要学俄语。每天，我们大概七点半开始上课，连续上6节课，直到下午一点多。余下的下午及晚上的时间则是自学或是参加体育锻炼。考试形式也是仿效苏联，采用口试的方式。考试之前，老师出一些试题，做成一张张油印的签子，让学生抽取并现场作答。
我们所要学习的科目很多，与文学相关的有文艺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史、西方文学，与语言相关的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学、普通语言学，与政治理论相关的则是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大学期间，因周围同学都很优秀，在课程学习方面，我便没有很突出的表现了，原本引以为傲的作文也显得平平常常。因先前在解放区学校中学的都是白话文，所以此时学起古文来比较费劲。大学期间的我似乎也没主动去研究过问题，学习方面比较被动，相比较起来，政治活动倒是活跃得多。
因我是江苏人，家乡口音重，普通话说得不好，身边同学常常学我说话。同学们来自全国各地，也有北京本地的。有一次，一位姓杨的同学请了几个同学去他家吃饭，在他家，我第一次尝到了啤酒的滋味，以前只听大家说啤酒像马尿似的。
1953年7月21日，即在刚入学半年多后，我就入党了。入学不久就入党，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当时北京大学的党员非常少，中文、俄语、西语三系只有一个正式党员，另外有几个预备党员。我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又有过一段参加革命的经历，这样的学生在当时整个北京大学找不出第二个。经书记杨德与倪孟雄的介绍，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我在班级及学校参加了许多政治工作。大学第一年，我担任政治课代表，在同学与老师间发挥桥梁的作用；第二年当上了中文系团总支委员；第三年我担任班级总干事，曾组织班级学生与东语系的学生一起搞过联欢；四年级我担任团支部书记。另外，在大学三年级时，我被评为“三好生”，受到学校开大会表扬。由此看来，当时的我还算是全面发展的，成绩虽不算太好，但也在中上等。上大学后我的体质增强了许多，一是因为伙食好了，二是自己加强了锻炼。那时，国家效仿苏联设立“劳卫制”（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每个体育项目都有指标，我都达标了。而且，在3000米长跑时，我还得了全班第一。这或许得益于初中、高中时，我上下学都靠步行，锻炼出了很强的耐力。上大学后，为了加强锻炼，我每天早上都围着未名湖跑一圈。虽然那时体质增强了，但失眠还在持续，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