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右派”问题过去了，但“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还没得到最终解决。为此，我找到北大中文系党总支，此时，他们仍说：“你不是现行反革命，但是你的思想还是有问题的。”我不满意他们对我的评判，所以又找到党委。党委此时的态度已不同以往，对系总支的人说：“你们应该给左言东平反，自己做错了事该承认。”可他们还是想不通，依然不想给我平反，为此，我又做了一些努力。1979年6月底，北大中文系党总支终于接受了党委的意见，为我平反。
对左言东同志问题的复查意见
1976年9月曾因所谓“恶攻”言论问题，对左言东同志进行了审查，1977年2月经党委常委讨论，认为问题性质为现行反革命，由于态度较好，决定从宽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左言东同志不同意这个结论，没有在处理意见上签字。
经党委第一落实政策办公室和总支复查，77年2月党委的决定是错误的，予以撤销。在审查期间长期不让左言东同志回家，多次召开大小会议对他进行批判，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总支也应对此承担责任。在审查期间和批判会上对左言东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在全系教职员工大会上应予澄清，并通知家属和有关单位。
在审查期间涉及对左言东同志的全部揭发材料、检讨交代材料和其他文字材料一律销毁。
北大中文系党总支 （19）79.2.24
（该份复查意见是用复写纸写的。需要说明的是，上面写的日期是2月24日，而我实际拿到该意见是在6月份。）
复查意见
1979年，我人生中的两项重大问题相继解决。这与我后半辈子的人生关系很大，如若不然，我将被继续打压、挨整，同年7月初，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回想起这22年的苦难，我有着颇多感慨。22年，我从23岁到45岁，其间受了不少冤屈，两大政治问题差点置我于死地，好在我挺过来了。我庆幸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在还充满活力的时候（45岁之后仍可以做很多事）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而且，这些磨难对我后来的人生起了好的作用，为此，我将这段历史看作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在这些问题上给过我不公正待遇的人，我的态度也是宽容的，放在大历史阶段中，发生这些事情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与他们本人并无多大的关系。所以在此项问题上，我早已释然。
绝境中爱心不灭开始研究官制
1977年，我在两顶“帽子”的重压下，精神痛苦到了极点，几个月的连续失眠，加之吃不下饭，在这度日如年的时光里，我曾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但当我想到亲人，想到国家、人民对我的培养，觉得该为亲人、为人民做点什么。就是这样一种朦胧、朴素的感恩之情，支持我顽强地活下来，并开始走上了研究中国古代官制的道路。后来想起，在生命的低谷，我没有沉沦下去，而是致力于研究，这也是自己生命中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灰心丧气，甚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能有心搞研究的，的确很少。
官制问题的研究，首先要从在北京汽车厂“开门办学”说起。那时，我和工人、学生在一起注释《三国志》，其间遇到了一些困难，即很多官名弄不懂，于是，我产生了研究官制的念头。有了这一想法之后，我便开始着手准备。当时我可谓是一无所有，家中可怜得很，连一张纸都没有，卡片更是无处找。后来，我就来到中文系办公室，想领点稿纸和卡片纸，我跟主管办公用品的人说：“我想领一点稿纸和卡片纸。”那人是位转业军人，他斜眼看着我，问：“你领稿纸和卡片干什么？”最后，他一张稿纸也不肯给我。碰了一鼻子灰后，我便回来了。
当时唯一可以随便拿的就是写大字报的红红绿绿的纸，我便在楼道里拿了几十张，在家裁成小张，然后叠在一起。妻子当时很支持我，从她单位拿来一个破纸箱，将裁好的纸张卡片装在里面。这样，我便开始了研究。
因我是中文系的，对历史了解不多，也不知从哪里开始研究，便找了一本带注解的《诗经》，从中寻找官名，然后将官名和注解抄下来，并注明出处。其间还有一段趣事。北大中文系有一个《诗经》研究专家，他也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请教他说：“《诗经》里面都有些什么官啊？”他摇摇头说：“我说不上来。”这也难怪，他是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的，这方面可能没太注意，于是，我只能继续一条一条地翻检。
通过翻阅《诗经》，我了解了一些西周时期官制方面的知识，只是离全面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所以，我又参看了《尚书》、《逸周书》等。因西周时期的书籍有限，单看这些书，所得到的资料不齐全，所以我又在西周青铜器上的金文里寻找官制信息。要读懂金文很不容易，于是，我找了一些金文研究方面的书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郭沫若先生的金文研究资料。
西周时期官制资料大致整理完后，我又开始寻找商代的资料。关于商代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字资料更少，只能在甲骨文中发现相关信息。于是，我便去图书馆借阅甲骨文方面的书。可翻开书看，我只字不识，只能现学甲骨文。正当在研究甲骨文的时候，我得到一条消息，说社科院有位姓胡的专家做了一项商朝官制的研究。我知道后很高兴，心想他既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那我将他的研究文章拿过来参考一下不就行了么？其后，我马上打听到了他的住处，找到他后询问：“胡老，我想了解一下商代都有什么官，您不是写了相关的文章嘛，能不能给我看一看？”谁知，他竟回答我说：“我还没写呢，当时我有这个想法，就先登个广告。”这样，我只好回去继续研究甲骨文。
我费时半年多，从甲骨文中找到了商代的官制及相关资料，画成图表后虽只有薄薄一页纸，但其中的心血却花得颇多，这一些材料对我来说是异常珍贵的。
商代官制情况弄明白之后，往上还有夏代须研究，再往上追溯还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时期。西周有金文可以参阅，商代有甲骨文，而夏代和五帝时代则只能从传说中获取信息了。顾颉刚等老学者对此曾有所研究，因此，我特意查阅了他所编著的《古史辨》，希望能从中获取有效信息。
为了寻找参考资料，我几乎将北大图书馆的相关书籍都翻遍了。后来，我又到首都图书馆去找书看。当时的首图分为两处，一处是在东城区国子监街的孔庙之内，另一处则是在雍和宫以南戏楼胡同的柏林寺中。每天，我骑着自行车从家中到首图，查阅一上午资料，然后中午买个火烧充饥，下午继续看书，傍晚再回到家中。至今想起，我还很难解释自己当时的举动，并有一种莫名的自怜和自赏。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竟还想着多做一点工作，去研究金文、甲骨文，现在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去做这类“傻事”了。
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最终印在纸上只有薄薄两页，但我还是很欣喜的。有关中国古代官制，史书所载是从秦汉开始的，我的先秦官制研究填补了空白，最终由商务印书馆于20世纪90年代印刷出版，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研究这些东西，以后究竟会有什么成果，我根本就不敢想。况且，我是中文系出身，对这类历史的东西不熟悉，只是抱着一种比较简单、幼稚的想法在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