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民大学“发现”
1978年的暑假，大概是七八月份中的一天，我与往常一样在首图柏林寺看书。在院子里休息的时候，有一人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北大的。”“你怎么会看这些书呢？”我说：“我只是随便看看，也没有太大的目的。”原来，他是人民大学档案系的一位教师，姓吴，他们需要一个政治制度史方面的老师，而当时研究这门学科的人很少，因为解放后政治学、政治制度学、心理学等学科曾一度被取消，所以当他发现我在看这类书后，便有让我去人大教课的意向。
他回到人大后向教研室主任汇报了情况，教研室主任让他来询问一下我有没有意向去人大教课。所以，在另一天的休息时间，他又问我道：“你愿不愿意到人民大学工作？”我告诉他说：“不行，我是右派，还是反革命，我能去你们那里么？”我将真实情况向他做了介绍后，他又回去向教研室主任汇报，教研室主任对他说：“你下次再见到他，让他直接来见我。”
后来，我自己去了人大政治制度教研室见教研室主任。这位教研室主任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右派问题可以解决。”继而，他又说：“反革命根本不算个事儿，我在‘文革’中也被人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只要你愿意来，这个名额我们就给你留着，你的问题解决了就过来。”他说完这些话后让我表态，我当时深为这位主任的一番话而钦敬和感动，果决地说：“我愿意。”
之后，该主任向上级作了汇报，并由人大向北大写了一封商调函，北大中文系和党委都同意了。政治问题解决后，到了1979年，我便调进了人大工作。政治制度史的原课程名称为国家机关史，属档案系，开这门课的原因是为方便档案归类，须了解古代的国家部门机构。课程名称是那位主任提议更改的，据说人大还专门为这件事开过会。我们第一次给78级的学生讲授这门课，几位老师各负责一个时间段。我负责讲授尧舜至两汉（即先秦两汉）期间的政治制度史；另一位老师负责南北朝至明代；教研室主任是清史方面的专家，故由他讲清代；另外还有一个老师，从鸦片战争讲到近代。从先秦到两汉，我共讲了五堂课。之后，我将先秦官制材料整理成书并由政治制度教研室油印了几十本，因我与北大的教师比较熟，便拿着这些书送给北大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一些教师，以征求他们的意见。
发表处女作及编写教材
研究整理了诸多材料之后，我开始撰写相关的小文章，第一篇便是《四岳考》。但在写完文章后，我并没有想到要发表，后来得以刊出也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有一个老师，名杨伯峻，是位语言学家，在古代汉语，特别是《论语》、《孟子》、《左传》等研究方面很有造诣。我在北大工作时，我们原在同一教研室，后来他也被打成“右派”，我们关系很好，所以我经常去他家玩。有一次我去他家，碰巧一位小学教师也去看望他。这位小学教师也很喜欢古代历史，所以我们就聊上了。他问：“你写没写文章？”我说：“我写了一篇，但没打算发表。”这位小学老师听后说：“你把文章给我，我给你想办法发表，我有个朋友就是北大学报的编辑。”我虽然曾在北大工作，但学报的人都不认识，所以便由他拿去发表了。稿件刊登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04期。发表时，经我同意，他同时也署上了自己的名字。
该文章发表之后，我忽然有了继续写文章发表的想法，所以，从1981年开始，我写了许多文章，多是一些有关官制的专题文章，有关于西周时期的，也有关于商代的，或者专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某一国家的。投稿时，我没有太大的目标性，随意而投，结果大多数杂志社都将稿子退了回来，但也偶尔会有一两家发表我的文章。比如陕西的《人文》杂志，我写了一篇《西周官制概述》寄去，结果发表了。此外，我还写了一篇关于楚国的官制研究，湖南的一家杂志社刊用了。
政治制度史这门课程开了一段时间后，授课的老师越来越少，教授南北朝至明代政治制度史的老师去了南京大学，教研室主任则应聘去了美国辅导研究生，因此，政治制度史古代部分的教师只剩我一人了。
1982年春天，学校要出版教材，古代政治制度史因为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全部由我负责。1982年上半年，我一气呵成，将政治制度史的古代部分，即从先秦一直到鸦片战争的教材一共三十余万字，写了出来。这使我感到，如果没有1977年以后打下的基础，我就不会有后来的研究成果。
编写这本教材时，我参考了通史、政治制度史等有关参考书。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书，解放前有一两种，而我所编写的这本是解放后的第一本中国政治制度史教材。而且，我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来写这本教材的。
电视讲座与出版专著
调到人民大学后的头几年，还有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便是我于1984年受中央电视大学中文系邀请参加“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大学的两位教师在全国高校等单位寻找能够讲授文化史的教师，文化史内容包括天文、地理、官制、服饰等。结果，他们找到了王力先生讲中国古代汉语，天文部分则是请的北京天文馆的专家，历史地理请的是复旦大学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总而言之，都是学术界一流的专家。
在两位老师寻找讲座教师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难题，即要找一个能够教授“官职与科举”的教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大，于是便去北大历史系寻找能够授课的教授们，可是没有一人答应。因为这些教授所研究的历史都是某一阶段的，没有一人能将秦汉史、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明清史通讲下来。所以便遇见了这样的问题，某一教授说：“我讲不下来，如果让我讲唐代的可以。”另一教授说：“你让我讲宋代的可以，通着讲不下来。”
因之前我曾油印过一份《先秦职官表》的征求意见稿，所以北大的这些教师们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知识积累，便向那两位电视大学的老师推荐说：“可以给你们推荐一个人。”于是，他们推荐了我。说起来，这还是很可笑的，因当时我在人大还只是一名讲师，而电视大学找的都是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就这样，电视大学的老师最终找到了我，让我讲“官职与科举”。
我因为有研究基础，又曾编写过教材，所以准备起来还算顺手。我用了半年时间，将此次讲座的课程内容准备齐全，大致分8堂课，每堂课45分钟。准备就绪，我便去拍摄录像，然后在电视上播出。“职官与科举”在所有专题里内容是最多的，但录得很顺利，也许是因为当时我比较年轻吧。电视讲座需严格控制时间，一分钟都不能差，若是在第44分钟讲完了内容，最后还须想出几句话来，以填满这时间的空隙。我因年纪轻，体力、记忆力都比较好，所以录制时比较顺畅，电视大学对我也比较满意。在电视上播出后，反响很大。其中有一个观众自从在电视上听了我的课后，常给我写信，还时常给我寄东西，弄得我很过意不去，不得不婉言谢绝他的好意。此次讲座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很难得的机遇，因为参与授课的都是全国一流教授，这次文化史讲座开头由王力先生讲，其后的授课者也都是知名学者，如杨伯峻、谭其骧、许嘉璐，而我只是一名讲师，有点“滥竽充数”的味道。但无论如何，讲座还算成功。当家乡人听说我在电视上作讲座时，都跑到集镇上去看，看我在电视上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