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我回到北大中文系资料室工作。可此时的资料室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先资料室只有一人，现在则有了三四位工作人员，包括资料室主任、资料员。还有一点是，此时的资料室归“工宣队”（全称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管理。因我是受过“改造”的人，所以在与他人发生矛盾时，工宣队便首先批判我。不管我有理没理，他们认为肯定是我的错。
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一天，资料室人员与其他教员职工在一起开会。会上，大家都发言了，只有我没有发言。会后，资料室主任将我留下，问：“你为什么不说话？”我不会说假话，便和主任说了我的真实想法，我说我的看法不适宜在公开场合说。资料室主任向“工宣队”说明情况后，“工宣队”将此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全系大会上把我作为重点批判对象。会上，所有的教师都很紧张，因“工宣队”说：“你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北大副校长翦伯赞便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而与妻子双双吃了安眠药自杀的）这是一件颇为严重的事，我在大会上被点名批判。
这期间还闹过一些笑话。有一次，一个党员在会上讲话，因紧张，将“我们对共产党的阶级感情没有工人阶级那么爱”说成了“我们对共产党没有工人阶级那么恨”。虽然是口误，但有人“上纲上线”说：“他说这句话不是偶然的，他是地主出身。”如此，他便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这类事情很多，因“工宣队”思想很左，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令许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现行反革命”问题
1973年，“批林批孔”（后来成为“评法批儒”）运动开始，学校将我与三个学生（其中有一位党员，还有一位团员，我则是一个接受改造的人）调到北京汽车厂去“开门办学”，运用新的观点对《三国志》等进行评注。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感到非常难过，我对周总理从心底感到钦佩。当时，许许多多的工人群众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北京汽车厂也去了很多工人，他们回来后和我讲：“左老师，天安门那儿悼念总理的人很多，你去看看吧。”我就去了，在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还看到了一些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此，我产生了很强烈的共鸣。没过多久，我去天安门广场这件事被与我一同在工厂“开门办学”的党员知道了。由于在当时，此次天安门事件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该学生党员认为我本来就有问题，之后她就更加注意我了。
1976年夏，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同年9月，毛主席去世。毛主席去世，各单位都得开大大小小的悼念会。在北京汽车厂，那位学生党员召集我们4人开了一个小会，悼念毛主席。会上我说：“今年咱们国家很不幸，1月份周总理去世，7月份朱老总去世，又碰上唐山大地震，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去世，但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要人民群众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国家还是有希望的。”开完会，该学生党员将我的言论向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后来，他们经过分析认为：“现在大家都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真正的英雄，他现在不说毛主席是真正的英雄，而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是别有用心的。”继而，他们说我这是“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在当时是最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了。他们分析得出“结论”后，当即向系总支作了汇报，系总支又向党委汇报，立即把我定为“现行反革命”。
1976年9月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工厂，被立即叫回学校。第二天晚，召开了全系批斗大会。这次的批斗大会不同以往，我身上没有挂牌子，但是得低头弯腰。大家呼口号，说我是“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批斗会上须列举“罪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不好批判，他们就把我过去的言行又拿出来批判。批斗之后，他们把我关了起来，我失去了行动自由，每天只能住在学校里。其间，有个学生党员每天让我写交代，天天如此。他每天一大早就来到我的住处，让我写思想动向，或是揭发他人。我虽心有怨气，但也不敢反抗，只能写一些东西。现在回想起来，那种紧张的情绪实在是太可怕了。
此事过后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了。当时我还处于禁闭状态，有专人看管我，我还须向那人汇报思想。当听到广播里说粉碎“四人帮”时，我还不清楚“四人帮”是什么东西，只知道发生了大事。刚开始，揭发“四人帮”不公开，我看到有好多人在贴大字报，但不清楚贴的是什么。后来，当我知道铲除“四人帮”的消息后，我真为党和人民的胜利而高兴，真为国家的命运而庆幸。
“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便顾不上我了，而是整天忙着揭批“四人帮”去了。此间我还是没有行动自由，任何会议都不能参加，大字报也不能看。又过了几个月，1977年5月4日晚上，三个党支委员找我谈话，他们对我说：“你那句话不能算现行反革命，但是你这样的人思想还是有问题的，你只要在我们面前做自我批评，这事就算完了，我们安排你上课。”我却回答他们说：“我没有错，你们跟着‘四人帮’整人，应该是你们做自我批评。”他们原以为劝得动我，以准许我讲课为诱饵，以为我会听他们的，听完我的话后，他们把桌子一拍，说：“你这个家伙真顽固，你不要上课了！”说完，他们就走了。
当时，我的意志还是坚定的，我自认为自己没有错。去了一趟天安门，能算错么？说的那段言论，引用的也是毛主席的观点，有错吗？先前因那几句话，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四人帮”被粉碎形势变了，他们就想给这件事做个了结，给我也给他们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但我没有接受。这一段时间，我度日如年，睡不好觉，书也看不进去，而且一天只吃一二两饭，我经常看着表，感觉过一小时都非常难。那时我被关在三楼，感觉人生太难过了，真想跳楼，后来又想，我不能跳，我母亲还在，家里还有妻子和孩子，我若跳楼，她们怎么办呢？所以我没跳。
“现行反革命”问题
从1957年到1977年，整整20年的时光，简直不堪回首，其时的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有时问自己：“我是反革命？我是反动派？”对于这类定性，我自然接受不了。
大学刚毕业时，我的月工资是62元，三年监督劳动期间则只有每月18元的生活费，回校后月工资变为53元。这么多年来，我仅靠这点微薄的薪水过日子。1977年，有了一次调整工资的机会，按条例我完全符合条件。但在会上，书记又对我说：“你那句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还是反动言论。”他所指的特定的条件下即毛主席刚逝世。言外之意，此次调工资没有我的份。
会后，我向学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反映，说明了前因后果。接待人员一听，说：“你说的那不是毛主席的话吗？怎么是反革命言论呢？”他们虽表示这并非反革命言论，但并没有给我正式平反。听他们说完后，我便出来了，可走不多远我又回去了，我问：“你们看看问题怎么解决，他不给我调工资啊！”党委接待人只说了句：“具体怎么做你自己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