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后，左思右想，最后觉得应该把这事公开，让大家来评评理。因为当时中文系、学校都不知道我是因为这么一句话被定的“现行反革命”，当初在批判我的时候，只说“这个家伙是资产阶级反动右派”。我有一个当初一起北撤的老战友，他在北京化工大学工作，我将情况向他说了说：“我想贴大字报，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让大家来评评理。”他听后非常严厉地说：“你要死啊！你怎么能贴大字报呢！你要贴大字报我就和你断绝一切关系！”就这么着，他把我顶了回来。
回到家后，我一夜睡不着觉，不知该怎么办，心想竟然连唯一的老朋友也反对。但我觉得除此办法已无路可走了。第二天中午，我骑着自行车到学校，拿了几十张红红绿绿的大字报纸，将这件事情的经过，即我当时的言论、受到的批判等等写了出来。我在中文系32号楼的对面墙上贴了出来。后来觉得不够显眼，干脆贴了一条大标语，我点名：“×××将毛主席的话当作反革命言论,他就是现行反革命。”当时天气异常寒冷，我什么也顾不得了，只是想，这么多苦难都熬过来了，这回再大的苦我也不怕。在无人同情、无人理解的境遇下，我破釜沉舟，在寒冷的天气里，疯子一般不停地抒发我胸中积压的不平和愤慨。
这件事被捅开后，×××立即请示了党总支，党总支则决定立即开会批斗我，还为此贴了一张告示，写明某月某日要批斗“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左言东”，他们所冠于我的，依然是这顶帽子。批斗会是在教室里举行的，当时他们没让我站着，而是让我坐着。我所在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对我批斗一番后，总支书记对我说：“你如果再不老实，就要对你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我的一位老乡找到校党委书记，说：“左言东从小参加革命，他没有什么问题，希望你为他主持公道。”结果党委书记不仅没有为我说话，还在后来的全校干部大会上说了一句：“左言东老实点。”说实在的，那时候谁也不敢为“右派分子”说话，宁可左一些，也不愿因此招致麻烦。
党委书记表态后，一些人如获至宝，赶紧在楼道里贴了一张大字报，并引用了党委书记的话：“左言东老实点！”
后来，我写信向北京市委陈述，可信件又转回到了北大，让北大中文系处理，我当时气愤不已，继而又将事情闹大。前一次是在系里贴的大字报，这一回，我将几十张字大报贴到全校最醒目的地方，向全校师生公布这一事情。这次，支部书记显得很狼狈，他也写了十几张反驳我的大字报，但是没敢贴——这是我后来在教研室的一个地方发现的。估计，他也没有理由和胆量反驳我了。
从1977年冬到1978年春，我一直为此事而斗争着，但最后还是没能解决工资调整的问题，因为没人替我说话。1978年8月，其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复校，缺少政治制度史教师，人大教研室主任找我去担任该课教师一职，并表示首先要把我的“右派”问题解决掉。我听后又惊又喜，“右派问题要解决”即意味着要为我平反了。当时中央文件即将下达，他从《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朋友那得知了此消息。后来他又说：“反革命根本不算个事儿，我原来也被打成过反革命，肯定要给你平反，你要愿意来，我们这个名额就给你留着了。”
1978年9月，解决“右派”问题的中央文件正式下达，并成立了“二落办”（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专门解决“右派”问题。从9月至12月底，北大中文系原被错划为“右派”并且还在系里工作的6位教师中，已“改正”了5个，并恢复了党政公职，只剩下我一人没有解决，原因是我曾贴过大字报。紧接着放了寒假，临近春节了，我给北大党委及北京市委各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我来自老解放区，而且是根据地培养出来的党员，就是因为支部会上的一个发言而被定为右派，希望给我解决问题。”春节后不久，在1979年的3月14日，我正式得到了北大党委的改正决定。内容如下：
“现行反革命”问题
对左言东同志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左言东，男，45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原为中文系助教、中共党员。
1957年左言东同志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予以开除党籍、撤职、停薪、劳动考察处分。
现按照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的规定，进行复查，原划左言东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现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开除党籍、撤职、停薪、劳动考察的处分。恢复其党籍，党龄仍从原转正日期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算起，恢复原职称、原工资级别，即高校十二级工资六十二元。
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改正决定”原件
恢复党籍后，我便又可以参加党支部会议了。会上，大家惊奇地看着我，对我的归来有些不习惯。会议一开始，书记发言，他说的那些话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党有一个传统，整错了人要改正，向其本人赔礼道歉。”说到这，他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向我鞠了一躬。说实在的，当那么多年一直揪着这个问题不放的党支书记向我鞠躬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并没有特别激动。因为之前那些年来，我的心一直很沉重，到此刻还没有彻底缓解。而且，与会的一位老左派还说：“右派现在又成了共产党员，这不乱套了嘛！”但不管怎样，右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此外，我得到了国家的象征性补偿。当时补偿分三等，各为100元、150元、200元，补给我的是200元，虽是象征性的补偿，但在当时来说，200元也算是不小的数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