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监督劳动
对于我个人来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这一段经历是人生中的一种磨炼。在此期间，我只能默默承受别人的批判。1958年3月，我正式受了处分。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共分六类：第一类为开除公职，第二类是在保留公职的条件下接受监督劳动……我受到了二类处分。受处分后，我按照指示去北京西郊门头沟斋堂的农村去参加劳动，受生产队监督。我们每人受一名下放干部监管，须向其做思想汇报。在斋堂劳动时，我与下放干部住在一起。自3月份开始，我便被取消了工资，只有每月18元的生活费。我们住在老百姓家中，吃饭则是在生产队。
初到斋堂时，生产队开了一次社员大会，下放干部及生产队领导在社员面前宣布右派分子名单，挨个点名。当念到“右派分子”左言东时，我得站起来，走到前面让群众认识一下，然后下放干部与生产队领导又对底下群众说：“这是个右派，大家要监督他的劳动。”
刚下放到农村，就赶上“大跃进”，劳动强度非常大。据指示，需深翻土地，下挖5尺，此外还要锄草、种菜。另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猪场养猪，我们每天需上山打树叶，一大早带着干粮出去，晚上才回来，身后背着个大篓子，装有一百多斤重的叶子。最重的劳动要算是下煤窑背煤，我们头戴一个小灯，沿着人工挖成的煤窑下去，每次得背一百多斤的煤爬上来，窑底距离地面约有几十米，非常累。基本上，每个“右派分子”都需下窑背煤。劳动之余，我们还要经常向下放干部汇报思想，汇报自己有了哪些进步、接受了什么改造，以此检查自己，否定自己以前的思想，如若不然，我们便会被称为“顽固不化”，摘不了“右派”帽子。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一小批人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而我则是整整改造了3年，在1961年春天才被摘去“右派”帽子。但话说回来，3年实际上是比较短的，因为我认错态度比较好，所以早早得到了释放，许多人都是多年之后才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自由。这之后，我成了“摘帽右派”，实际上还属于一个“另类”，只要运动一来，我还是得挨整。
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之后，我回到了北大中文系，在系里资料室做资料员，负责图书杂志的整理借阅工作。当时月工资是53块钱，比教师的工资要低一些。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但我对工作认真负责，为此，教师还贴了一张大字报表扬我。
结婚成家
由于政治原因，许多人的私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当时便有许多人因为是“右派分子”而结不了婚的。试想，在那种环境下，有谁愿意和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结婚？后来我虽被摘了帽子，但还是属于敌人的阵营，所以对于自身婚姻问题，我根本不敢考虑。1962年9月2日，一位热心的老乡向我介绍了她一个朋友的小学同学。那天，她对我说：“今天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我忙推辞说：“那不行。”当时的我狼狈不堪，精神面貌很差，甚至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哪敢往这方面想呢。可老乡说：“都跟人家说好了，今天下午1点钟在中山公园见面。”这真是个突然袭击，既然这样，那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在老乡家吃了午饭后，我们来到了中山公园，见面后，老乡向我俩彼此简单介绍了对方，然后说了句“你们俩聊吧”，便离开了。这是我和妻子管秀兰第一次见面，当时我的情况是月工资53元，职位只是资料员，又是“摘帽右派”，所以经济状况及精神面貌各方面都不好。她则是北京卫戍区幼儿园的一个保育员，转业前是个军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家庭状况也很好，哥哥、弟弟几乎都是铁路工人。第一次见面，我谈得比较多，相比之下，她说得较为简单。我将自己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告诉她，没有任何隐瞒。临分别的时候，她让我写个地址，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一个铅笔头和一张小纸，场面比较滑稽，以至于后来她常嘲笑我说：“你那时候拿个铅笔头……”分手时她对我说：“下礼拜你到我家来，我在车站等你。”她家住广安门，可以坐19路公交。她说家中有母亲和一个哥哥，其他人都在外地，让我星期天去她家。
第二个星期日，正赶上下雨。我在宿舍走道犹豫着：怎么办？去还是不去呢？这时正好那位热心的老乡打来电话：“你们这个礼拜天怎么着？有没有约会？”我说：“有啊，让我到她家去，现在下着雨呢，我还没走。”“你赶快去啊！”挂下电话，我连忙拿着伞跑了出去。等到了车站，发现她正打着伞在那等我。我庆幸自己赶过来了，如若不然，不知结果会是如何，可能我到五六十岁才能结婚，或者到现在还是个老光棍——许多“右派分子”便是这种结局。
她家人第一次看到我，可能觉得我老实本分，比较可靠，所以就没有反对。其实，当时妻子她是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人的，但她愿意跟我继续交往，也许她更看重的是我个人的品格学识吧，而政治因素考虑得少一些。这之后，我们每周通一次信，在信中约定周日在哪见面。在这一年中，我们彼此加深了了解，双方感觉都不错，觉得挺谈得来。
第二年，我们准备结婚，结果却出现了一些麻烦。首先是妻子所在幼儿园的领导不同意，而且几乎她所有的朋友都不同意，他们都劝她：“你为什么要找这么一个人？”可她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是毅然决定要在1963年9月21日（周六）与我结婚。我在北大中文系开了证明，可妻子单位的证明却迟迟开不出来。当我们拿着一封介绍信去登记时，登记处说：“不行，双方单位都得有介绍信才给登记。”我们向对方说明情况后，登记处给妻子的单位打了电话，问不开证明的原因，因他们单位说不出理由来，所以马上补了一封介绍信。我们这才登记成功。
除此之外，我们在经济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一年，我攒了几十块钱，因为工资低，而且每月要给老家寄钱，所以只攒了这些。这年夏天，全国多处地方发大水，北京及河北都下了大雨，我们老家降水量也很大，在我结婚之前，老家来了一封信，说家中房子（土房子）倒了，需要修缮。结果，我将原本打算用于结婚的几十元钱全寄回了家，一分钱都没留。
临近结婚了，妻子问我：“你攒多少钱了？”我说：“一分钱都没有，都寄给家里了，家里房子倒了。”她很谅解我，对我没有一丝责怪。结婚时，她没要求我买什么，甚至我穿的衣裳都是她给我做的。她家是草房，房顶铺着毡，其中有一间约八九平方米的小房间，这便是我们的新房。我们在房间内摆进一间木床，又买了一个橱柜，其他则什么都没有了。我让一个比较要好的同事帮我布置了一下。《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是靠5块钱结的婚，我则是一分钱都没有，连罗群都不如。
婚礼当天，我们中文系的几十位教师来为我们庆祝，每人随了5毛钱的礼钱，主持婚礼的是中文系副主任，妻子的哥哥嫂嫂也来了，妻子单位则是没来一人。我们买了些花生、糖果招待大家，就这样，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参加“四清”工作
婚后，我回北大上班，那时已开始搞“四清”运动，我和另外一个老师到北京郊区平谷县写村史、家史。1964年春，妻子被单位辞退，究其原因，还是与跟我结婚有关。我得知情况后，立马与妻子去找了卫戍区的领导，向其说明了情况，卫戍区觉得幼儿园的做法不当，通知了幼儿园领导，并让我妻子继续回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