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解放后，我母亲在新街口二条口附近，看见人民警察抓了一个人，因为此人在胡同口电线杆后面小便。怎么那么巧，被抓的人竟是日伪时期抓我外祖父的人，或许佛经里说的“报应”真有其事。
最快乐的事儿
我的童年生活虽然有些苦涩，但记忆中还是有很多趣事可以回味。现在的北京动物园曾经名为“万牲园”。外祖父人缘好，有许多朋友，当时在北京动物园门口售票的老先生与我外祖父关系非常好，我可以随便到万牲园里面玩。园中有一个管理员叫张汝英，他对我也不错，有一次去他的办公室看见一只小金钱豹，并与小豹子玩了好长时间，我对此印象深刻。当时金钱豹很小，仅比猫稍大些，因为它生了病，所以管理员把它从笼子里带到办公室看护，我得以有机会与它戏耍，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件事儿。
抗日战争期间所有大动物如豹、虎、熊全部被杀死了，张汝英带着一些人把它们做成标本，万牲园变成了标本室。为什么要杀光大型动物呢？这是日本人下的命令。第一，养这些动物消耗粮食；第二，战争爆发或者形势不稳定的时候怕这些动物跑出来干扰他们的军事活动，所以全部杀死，当时万牲园内没有活的大猛兽。
前进一步死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军队与美国大兵进驻北平，当时我上小学，学校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东邻西直门天主堂（西堂）。学校日伪时期叫做“北平市内四区十四五保国民小学”，学生进校门时要向孔夫子像鞠躬；国民党政府时期校名改为“北平市西直门内大街小学”，我们进校门要向孙中山像鞠躬。
“国民小学”正对着街北的高井胡同，为了安全，放学时家住街北的学生先在马路南边排好队，由老师拿着小红旗护送过马路。排队时，小个子在前，大个子在后，我个子小，所以排在队列第2位。有一天中午放学，老师看准时机，吹响哨子，学生们开始过马路，上百个学生还没走出几步，就觉得一阵狂风袭来，接着听到“喳”的一声，声音急促又刺耳。我向东看，一辆美国吉普车停在马路中间，车轮下裹着一个孩子，再往西看，一辆板车翻在路上，车体下也压着一个孩子。女校长白佳兰飞跑到吉普车边，抱出已经血肉模糊的孩子，还认得出是周××小同学，他站在队列第1位，刚刚还站在我前面。
吉普车上是美国人，白佳兰用英文与美国人交涉，要求将周××和板车压伤的同学即刻送往医院。周××在送往中央医院（现白塔寺东边的人民医院）的途中就死了，伤的那个同学断了一条腿。经交涉，美国人同意对死者家属经济赔偿，赔伤者家属半头驴的钱，赔死者家属一头驴的钱。后来听白佳兰校长说，吉普车上坐的是西郊机场刚下飞机的美国军医。
我回到家，午饭没吃，晚饭也没吃，一夜没有睡觉，耳朵里一直回荡白天急促的刹车声。虽然自己还小，却能感觉到生命的脆弱，不敢想象如果自己多走一步又会如何。
延安来信
1946年春的一天，我母亲一早就离开了家，直到晚饭后还没有回来。家里人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外祖父、姐姐和我，一直等到快睡觉时，母亲才回来。回来后，她讲了这样一件事。
前一天，一个经常在胡同里背着筐子，收破烂儿的老太太敲门。我母亲开了门，老太太递给我母亲一封信，扭头就走了，嘴里边走边吆喝着：“换洋取灯儿(换火柴)。”原来老太太是北平中共地下交通员。母亲打开信，信的内容是要求我母亲到翠明庄取信，取我父亲自1937年离家以来，从延安发回的第一封信。为了安全，为了不伤及家人，母亲谁也没告诉，决定只身前去取信。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国共军事冲突”。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签订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各一人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就住在东华门以东，东安门十字路口西南角的翠明庄宾馆（今南河沿1号）。中共代表团团长是叶剑英，团员中有一位名为宋养初（“文革”后曾任国家建委党组书记）的人，就是他从延安带来了我父亲的信。我母亲经过国民党军、解放军和美军共同站岗的大门，进到楼里，找到宋养初。宋把我父亲的信和一些钱交给我母亲，说了我父亲的情况，还请我母亲吃了一顿代表团才能享用的午饭。
我母亲出了翠明庄，没敢回家，在街上乱转，随时注意身后是否有人跟踪。为确保安全，母亲转进中山公园，一直坐到天黑才出来。很晚，母亲安全回到家，才对家人说了自己取信的事。
我猜想信中一定写了许多内容，毕竟9个春秋的往事。虽然母亲没有详细告诉家人信件的内容，但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楚，就是带来钱的事。信中说，父亲将自己9年来供给制中零花钱的全部积蓄，托人带回来给孩子们买食物。当时解放区的“边区票”不能直接使用，需要换成蒋管区的法币才能购物，带回来的钱换成法币后就不值钱了，只够买全家吃四五天的棒子面儿（玉米面）。
大约过了一年，外祖父带我到鼓楼后边的市场。市场上有照快像的小摊，外祖父带我照了张相片，给我父亲带去，让他看看已经8岁却没见过面的儿子。不知道家人通过什么途径，照片最终到了父亲手里。1949年父亲回到北京，我从父亲手里又拿到了该照片。这张后面写有“大虎，年八岁，夏，摄於鼓楼”字样的宝贵相片我保存至今。
1946年，8岁的夔中羽。这是由中共地下组织带给在延安的父亲汤般若的照片。1949年又由汤带回北京
国民党兵横行霸道危害百姓
1948年，解放军包围北平城，傅作义的部队退进城里，到处征房子。当时我家住在西四北翠花横街，国民党军队征用我家的西房，结果西房住了六七个人。有个连长也住了进来，这个连长一开始还挺和气，有一天不知道中了什么邪，进院子见狗冲他叫，他一边喊：“我打死你！”一边掏出手枪就要打。外祖父急喊道：“敢！”一个箭步上去，手一抬，不知怎的，枪已经在外祖父手里，那时外祖父已经年逾七十岁。外祖父用枪指着连长说：“我玩这个的时候还没你呢！”那个连长用左手揉着右手腕子，瞪着眼、张着嘴愣在那儿，一副要吃人的嘴脸。
同年，国民党军队还制造了一件对我刺激非常大的事，印象中自己失眠许多天，而且常做噩梦。当时有一架蚊式飞机[1]从西直门飞过来，飞机刚进市区机翼就突然折断，接着飞机坠落在大七条东口（今徐悲鸿纪念馆）的一个院子里。事故造成几个人死亡并引起火灾，一个刚出生的孩子及他的妈妈、舅舅不幸被飞机砸死。与我们同院儿住过的五姑姥姥，她的丈夫我们叫五姑姥爷，事发时他正好在大七条东口儿理发，结果他刚剃了一半儿头，急忙抱着脑袋跑回家。附近的居民都十分憎恨国民党的部队，他们随意伤人，从来不对百姓负责。
第二天我去现场，看到地上摆着三具用白布缠着的骨架，可能因为大火烧过的原因，骨架都很小。三具尸骨估计是飞行员、孩子母亲和孩子舅舅的，刚出生的小孩儿不知在哪里。此事件对我震动很大，作为小孩儿还不理解什么是受压迫，心里特别害怕。
北京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