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6岁时，母亲和同村的王五得结婚，我则过继给王五得的胞兄王有有做养子。我清楚地记得一次日食，天亮了我没起床，怎么过了一会儿又天黑了，没过多久又天亮了，我躺在热炕上的被窝里，一边吃着馍，一边问：伯，我还没起床咋又天黑了？伯说：是天狗吃太阳。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天狗吃太阳，也不懂日食是怎么回事。
那时妹妹王爱巧还被送给北山的娘姨做养女，常去照壁下玩，我听别人说我们是兄妹俩，也弄不清兄妹是怎么回事。有时还打骂欺负她，妹妹仍然若无其事的样子。母亲把我领我回家时，我还东躲西藏的，不愿意回生我养我的那个贫穷的家。
妹妹王爱巧的大女儿赵粉能曾去新疆军区高校一年有余，他们的孩子和另一个甥女马月娥学做保姆工作，见了一些世面。马月娥在青年作家、我的挚友唐栋家带他们的孩子唐柯柯。现在她们俩个分别都已成婚，且也有了孩子尚不知道赵粉能的丈夫姓名，只知是个矿工。
后来，母亲要把我领回家自己抚养
母亲和王五得婚后生一男孩，名叫王锁劳，现仍在官庄村。不过他是替我在王有有家顶门立户的，如果没有他的出世，我可能还在人家家里，不是现在的样子了。锁牢弟弟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女子叫王爱琴，二女儿王菊琴，其夫叫广辉。后来王有有家是后继有人了。和母亲离婚后[11]，王五得也有了孙子。一次探亲，我还去为他们照过相。我心想母亲为带我们长大成人，五得继父虽与母亲性格合不来，终致离婚，但几年间的养育之恩总是不能忘记的。还有一次，听到村里王清海夫妇说他们亲眼见到的一个情景：五得听说我母亲病了，从地里偷偷摘了两个西红柿，揣在怀里，悄悄送给了我的母亲。我后来分头询问两位老人，都点头“噢噢”说有这么回事。真可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了，我想：农村里老年人也重感情呢！
先父死后三年，母亲先为先父做了一个很大的道场，请人念经，请大客，招待全村。
附录
后来她能和村里贫民光棍王五得结婚[12]，当时要是没有点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的勇气是不可能的。虽然刚解放几年，但旧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还是很顽强的。从一而终、嫁鸡随鸡的社会风气相当浓厚。但理解的人说，高喜莲（我母亲的官名）真是女中丈夫，要把孩子拉扯大，又不想走出官庄村改嫁另立门户，真不容易。
我母亲是敢说敢干的。她的敢说敢干、不屈不饶的性格有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但最早的事例莫过于和王五得的离婚了。五十年代初期，女人再嫁已属不易，而敢言离婚，实在是更不容易了。当时村里干部办事认真，坚决为受苦人撑腰，当听说我母亲他们婚后难以相处下去之后，积极支持我母亲去县政府上告，并经过男女双方同意，调解无效而离婚。生下的王锁劳归男方抚养，过继出去的我又要了回来。
他们也真是好合好散，离婚后都规规矩矩，各自务农成家，谁也不找谁的麻烦，而且几十年后尚有互相关心的一幕。
我的母亲后来嫁给梁居湾高发[13]时，我已稍大能懂些事了。用现在准确的语言表达，是我母亲为了把我们几个孩子拉扯大，才招了人到官庄村，当时说话的人以及我的继父高发也是答应了的。他们婚后的头几年，高发伯伯就是住在官庄村，而且用他会做豆腐的手艺，以及精于庄稼活的本事，把我们家料理得真不错。做豆腐要天不亮就起床，磨豆子，煮浆，包袱包，磨盘压等工序之后，然后成块的豆腐还带着热气，高发伯就推着轮车上路了，他要走东村串西村，卖豆腐或用黄豆换豆腐，有时在压豆腐前，我常和母亲吃大碗大碗的豆腐脑儿，加些醋、盐、辣子面，吃起来怪香的。至今我记忆犹存。
母亲和高发婚后生了个小女孩，起名高乖巧。主要是由于高发伯半辈子光棍生活，独来独去惯了，而且脾气格外的坏，加上嘴又能说会道，没几年又和母亲过不下去了，他回到了梁居湾——现在的咸阳市杨陵区茂陵村，最初是把我带过去抚养，留下小女儿给母亲，这次他们没办离婚，只是各在自己的村子家里住。现在我明白，高发伯主要也是考虑自己高家后继有人的问题，虽然当初答应被招到官庄村当上门女婿，那只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之后看生了个女孩没指望了，就花言巧语把母亲说服，加之平常又爱动武打骂母亲，干脆由高发伯把我带到梁居湾想让我顶门立户了。我也记得高发伯确实对我很好，早上吃小麦面糊、白蒸馍、蒸肉等，晚上我有时尿床，他也每每原谅，把炕烧得热热的，一切包我满意。“乐不思蜀”就是我当时的心态。后来母亲看出了高发伯的用意，找人说话，硬是把我要了回来，说这是官庄王家的后人，你的血脉是高乖巧女子娃，你带她去长大后招人吧。他们吵闹了好长时间，没办法，他只得把乖巧妹从母亲身边领走，又极不情愿地把我送到母亲身边。一个年过半百的老汉，养育一个几岁的女娃娃，实在不易。母亲出于母爱之情，缝补洗用，一切还得照顾操心。最初高发伯还过些日子到官庄村干些田地活儿，母亲有时也去梁居湾为乖巧妹做点针线活。后来生产队集体生产，双方的来往就更少了。我和乖巧妹，同母所生，又由于社会向前发展，受的教育渐多，我当兵每次探家回来，总要到几个曾是继父或我曾过继住过的家里看望老人，村里老年人一直都有个印象，说这王德成这娃还懂事，挺孝顺的。
高发伯在官庄村时，记得有个叫王元元的小同伴，他比我早一年上小学，那次王元元他可能从学校受领到一个任务：动员一切适龄儿童入学。那天王元元跑到我家的槐树底下，拉住高发伯的手说，银狗该上学了，只听伯说不行，他什么话也听不进去。但后来还是母亲硬要我去上学。我自己已经8岁了，虚岁叫9岁了。俗话说“七闷八笨九灵性”，9岁不上学就太晚了。幸好母亲同意我上学，否则我的人生路将是另外一个样子。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眉县槐芽镇的我那位娘姨。她有时住官庄村我家里，在我未上学时就教我识字（主要是数学）她是信耶稣的，过“礼拜”，学文化，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个文明人。正由于娘姨的辅导，教我识字，使我上小学后经常受老师的表扬。那位老师叫（韩）天恩，有时叫着王德成的名字回答提问，答对了就表扬。但我后来迟到犯错误时，也挨过他打我的手心，甚至还让我趴在凳子上，脱光屁股，用板子打屁股。那时的老师可凶呢！至今还后怕。
高发伯后来卖些小菜种子，有时带着小女儿高乖巧照看摊子，同时也像托儿所幼儿园一样，使孩子不离开大人。渐渐地，乖巧妹也耳闻目染，也会做小买卖，大人不在时间，也能卖菜籽了。特别是高发伯害菌痢病去世后，附近村里人见到她问有没有菜籽儿，妹妹就给需要的人卖些菜种籽，长大以后，高发伯已经为她招了女婿（高宏升——陕西蓝田县人，家庭地主成分，“文革”中错过了找媳妇的机会，加之他家孩子多，就由人说合着到了梁居湾）。
他们有三个子女：
大女高小萍，曾在北京学习、锻炼几年，也已经成家，有了孩子；
附录
高争奇（媳妇）育有一男孩；
高 玉，目前在上海做事。
高发伯1981年6月21日（农历）死于严重的菌痢。据说他死前已有预感。一次去杏林镇吃羊肉泡馍，不知怎么把碗打碎了，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回去之后就开始准备后事，甚至死前自己穿好了衣服。他的一生故事也不少，这里先打住，有机会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