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张不只表现在生活中，更在心里。上中学时，虽然偶尔会遇到困难，但我总体感觉不太吃力，成绩也很优秀。北大作为全国一等学府，它的学生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经过精挑细选，在各地区名列前茅的，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学生整体水平高，老师教学的难度和要求自然也有所提高，这对我来说是个比较大的考验。
来到学校后我就听说，早我一届自速成中学毕业的工农学生虽说有许多考上了北京大学，但是面对学校的高强度学习，不少工农学生留级，甚至休学了。这样严峻的形势摆在我面前，让我不自觉地打起精神，全力应对学校的学习。但正常情况下，班里的学生都是18岁进大学，而且经历了完整的小学、中学学习阶段，是正经科班出身，学习底子自然扎实，而我在进入大学前，只断续上过3年半的学（在私塾学习的是古文，早就忘了），学习还是比较吃力的。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并没有气馁，而是咬紧牙关，化压力为动力，争取早日赶上其他同学的进度。
上课使用的教材都是从苏联引进的，国内没有。以前外语科目都是英语，刚变成俄语时能够熟练应用的人还不多，老师们一边学习俄语一边将课本翻译成中文，有些生硬的长句子即使翻译过来看起来依然很费劲。
老师讲课也不完全按照教科书进行，重要的内容多讲些，不太重要的内容可能读遍概念就过去了，因此，上课听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做好笔记。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上课记笔记，下课对笔记，考试背笔记”，我也尽力完善笔记，为自己的学习找到指南。
此外，大学老师并不是全天在校，我更格外珍惜和老师沟通的机会，有不懂不会的问题下课及时和老师沟通，解决自己学习中的难题。
北大的考试制度
我进入的是北大物理系气象专业，第一年学习的科目有数学、物理、天文、地理、政治、外语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政治觉悟一定要有，政治必须得5分（学校考试实行5分制）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其他科目我也要多下苦工夫。
物理系对数学的要求比较高，学习的内容自然也比较深，使用的是苏联的教材。我们学习的数学和工科数学的内容不同，叫做数学分析，强调的是逻辑推理能力，对逻辑思维的要求很高。这些内容不是单纯靠背笔记就能行的，一定要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后来我毕业后再看工科同学的数学题，一点都不费劲。
最难学的是俄语，我以前没有接触过，上课老师点名学发音，我总是发不准，老师经常指导我，学期末勉强给我一个及格成绩。后来开设第二外语，我们可以自行选择英语等其他语种，但俄语还是必须学习的科目。
考试采取抓阄的形式。阄里的题目是课本里一章的内容，这时候就体现出记笔记的好处了，只要把笔记熟练背下来，就能答全考试题目。全部答对可以获得4分的成绩，之后老师会再根据这些知识点提出新的问题，新问题是课堂上没有讲过的，需要我们利用学习过的知识自己解答出来，答对即可得到5分。每学期只有两三门学习的课程需要考试，其他科目采取考察的评分方式，根据平时作业的完成情况打分，只有及格和不及格之分。
记得第二年考试的时候，我的数学笔记没有背好，只得了3分（刚刚及格），老师脸色很不好，我自己也不太满意，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后来考物理，我的成绩十分不错，试卷我答得非常好，老师很满意，后来又给我额外出了一道题，让我解释一种物理现象，还鼓励我：“你一定可以答出来。”那天我在教室里苦思冥想了一天，中午饭还是同学给我送来的，通过努力，我终于答出了老师出的题目，老师很欣慰地给我打了5分。全年级里也只有寥寥数人取得满分，我的努力取得了成效，我非常高兴，更下定决心在其他不足的方面多花时间，解决学习中的问题，争取更上一层楼。
大学的考试采取淘汰制，非常严格。考试成绩不佳的同学可能被留级，3门课程不及格则面临着退学。老师们都铁面无私，学生也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好成绩。前两年，和我同届的同学大概有20%被淘汰了，后来大家逐渐适应这种强度的学习，状态也就比较稳定了。
课余生活
我在1948年时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年级里也算是老党员了，进入大学后的第二年便成了年级的党支部书记，负责组织党内活动，管理支部内的党员。但当时学校里还是团员居多，学生的大量工作也主要靠团支部来完成，党支部的工作对我来说负担并不大。
周末时，学校时常会放电影，办舞会，但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学习基础不牢固的我明白，自己只有利用其他同学娱乐的时间努力学习，才能够把成绩提高，才能够学习到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本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除了学习，我也注意锻炼身体。空闲时间跑跑步，锻炼一下，让我能以更充沛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中。
整风和“反右运动”
1955年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周围的学习气氛比较浓厚，我完全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1956年，全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学习氛围更是浓厚。教员们积极搞科研，学生们埋头苦学，风气很正。
及至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当时我已经是年级里的党支部书记了，整风运动时组织大家对党提意见。我认为提意见是好事，可以帮助党改进工作。那段时间，报纸上公开发表了许多人提的意见，学校里也有许多大字报，学生间辩论得很激烈。校园里经常有大批学生在争辩，有时还会到礼堂进行演讲。我没有时间，不参加这些活动，也没有人给我提意见。
整风运动初期，有一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有人公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指责共产党。我很感激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感情很深，这篇文章的言论让我完全接受不了，气得我在上厕所时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晕倒在厕所，我很难为情，急忙往外走，可到楼道里再次晕了过去。再醒来时，我已经躺在校医院里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或许那人有自己的理由，但如此激进的说法让我心理上完全无法认同，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忆犹新。
整风运动期间，党内没有下达任何指示。后来工作时，我听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指示，大致内容是把党员放到大海里面“游泳”，看看党员们的表现。我恍然大悟，原来党组织也在借此机会考察每一名党员。
1957年6月，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召集了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五六十名学生开座谈会，我也在其中。会议是刘仁副书记亲自主持的，他让大家发表对整风运动的看法。同学们纷纷发言，最后刘仁做启发性讲话，表明形势有所变化，有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向党进攻，一部分“右派”分子推波助澜，把整风浪潮抬得过高，矛头直指党的领导。
座谈会一直开到晚上8点，我们在市政府大楼吃过晚饭后离开。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当时我们已经很明白社会的形势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右运动”。上级党组织很快下发了10条划分“右派”的标准，同学们上报情况，指明哪些人平日讲了些不合时宜的话。我们主要负责上报情况。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是长期从事教育行业的党内老专家，是行政6级部长级干部，在“反右运动”中被上级领导指责为“右倾”。江隆基被撤职后，北大党委书记由陆平担任，他带领我们重新划定了北大的“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