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年级的风气正，情况也比较好。整风运动时有人肆意评论的时候，我们年级的党员能够明辨是非，不妄作评论。聚在一起时，大家会理智评判各种言论，互相能有好的影响，正气很浓。党员做好表率，自然也能给其他同学做好榜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年级的学生都对整风运动有理智的判断和理解，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和别的年级相比算比较少的。
修建十三陵水库
十三陵水库是北京“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一个大型水库，全部人工修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劳动，报纸上有许多相关报道。
在这样的形势下，1958年，我们物理系气象专业和中文系的学生一起组成了一个团，参与了10天修建水库劳动。为了纪念早期革命领导人方志敏，组建的团以他的名字命名。方志敏团是正式编制，中文系的周倜担任团长，我任政委。
这次为期10天的劳动是我有生以来参与过劳动强度最大的劳动。现在修大坝靠机器，但当时没有条件，所有大坝下、河里面的沙子都是人工抬到大坝上去的。沙子很沉，但我们谁也不甘落后，每两人一个大筐，沙子装满了也不罢休。“加，再给我加点！”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劳动中。
我们团是夜班，每天晚10点上班，早晨6点下班，凌晨2点会有一顿夜宵，吃些窝窝头，补充体力。高强度的劳动没有食物补充根本坚持不下来，能吃的小伙子甚至一顿可以吃十几个窝头，我也能吃下5个。住地距离十三陵水库有几里路，每晚上工的时候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行走在路上，漆黑的夜里大家高声唱歌，大喊口令，相互鼓劲。经过一夜的劳动，之前还精神得像小老虎似的我们早都变成了霜打过的茄子，一路晕晕乎乎不知怎么走回住所的。早饭过后，大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直到晚上才幽幽醒来，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劳动。
同行的女同学不和我们在一起劳动，她们组成了一个“刘胡兰分队”，主要负责装车。虽然强度不像男生那么大，但能坚持下来也非常不容易。
苦累有，辛酸有，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放弃，所有人积极性都很高，伤了病了咬牙坚持，从不用人督促。身为政委，又是党员，我对自己的要求更严格。其实并没有外力压迫，我脑中一直装着为国家做贡献的想法，相信和我同行的伙伴们也如此。能够参加水库的修建是我们的光荣，所有人争先恐后，毫不示弱，顽强地坚持着完成了10天的劳动任务。
之后再回学校上课的时候我们变得更加坚毅，劳动的辛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身体，更磨练了我们的意志。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修水库的经历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人生积淀。
“大跃进”，办工厂
结束修水库的任务，重新回到学校。是年暑假结束后，我被派到了内蒙古赤峰气象站实习，同行还有4名同学。那是一次气象观测实习，我们5名同学团结配合，积极参与，进展很顺利。在实习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学校打来电话令我们尽快返校，学校要搞“大跃进”了。
“大跃进”时社会上大炼钢铁，毛主席也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学校响应号召，决定兴办工厂。学气象需要用温度表，我们办了一个温度表厂，自己动手生产。大家要学吹玻璃，把长玻璃管的前端吹成玻璃泡，再在里面装入汞等材料。汞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膨胀，根据玻璃管上的刻度便可以测量温度了。但其实气象测量使用的温度表要求很高，我们的“产品”根本没有办法投入使用，都成了废物，温度表厂后来也关闭了。
“大跃进”时期兴办的工厂在后来依旧能够投入运行的不多，半导体厂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北大的几个著名的专家都是那时候开始投身半导体事业的。改革开放后，北大专家研制出计算机多亏了半导体方面的技术支持，算是难得的收获了。
受到指派搞批判
“大跃进”时期，北大学生们要求自己讲课，而不用老师授课。当时我们系里有一名权威教授谢义炳，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在天气学方面可以说是行业内的最高权威之一。学生自己讲课已成风尚，谢教授也不好拒绝，便同意了。
谢教授和他的助手写了一本《天气学》，有人说他的书写得不好，学生们便自己编写了一本新的《天气学》来批判谢教授的书。其实在我看来，新编的书不可能比原来的《天气学》好，但是当时的风气如此。谢教授虽然是地球物理系的副主任，但并没有实权，被批判得很厉害。
后来北京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的大气环流会议，谢教授作为国内天气学方面的权威专家，在这次会议中唱主角。谢教授也是好意，热爱北大，在会议中多讲北大的好处，批评了一些其他单位。有些年轻的教员听后，觉得谢教授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北大和其他单位的关系，遂向上级领导反映谢教授表现不好。后来在全系大会上，系主任当众点名，大吼一声：“谢义炳，你老实交代，你在大气环流会议上都干了什么？”全场众人都被震惊了，事情弄得很难收场。
领导委派我出面批判谢教授，我本身不太愿意去讲，便又选了一名其他专业
的党员，以我们两人的名义，由另外那名同学上台发言，批判谢教授。我们找来谢教授的助手谈话，询问情况，那助手也很不情愿，双方僵持了几个晚上。后来直到我去气象局，我和谢教授两人都很少说话。好在谢教授明理大度，也理解我的难处，之后还帮过我，让我很感动。
留校任教
1958年，北大成立了地球物理系，包括原来存在的地球物理专业、大气物理专业、天气学专业（后两个专业源于原气象专业），新成立的空间物理专业，及至1960年又增加了新的天体物理专业，我也参与了该专业的筹建，算是负责人之一，这就是后话了。再说1958年底，地球物理系刚成立时，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被学校任命为地球物理系的党总支副书记。由学生担任系党支部领导在学校里还是很少见的，部分党员老师也要受我的管理。
考虑到我还是学生，学校并没有委派给我太多的任务，仍然是以学习为主，但有时候学校组织开会，我还是要出席的，多少对学习有些影响。学校领导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我也竭力做好，协调好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顺利坚持了下来。
我们专业是5年制，不用写毕业论文，而是进行生产实习。1959年的暑假，我的同学们都已生产实习过了，因为党总支的工作原因我没能离开，但我并没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暑假期间我自己到江苏省气象台实习了。成为党总支副书记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晚上的学习不再受限制。其他同学在晚上10点图书馆闭馆后都要回宿舍休息，我可以在办公室学习到12点再回去。任何时间都是我竭力争取的，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工作之余保障我的学习成绩，不至于落到同学们的后面。
虽然我的学习、工作都非常繁忙，但和同学们依然可以融洽相处。进入大学时我23岁，同班同学基本都是十八九岁，四五岁的差距让我更像个大人，同学们也亲切地称呼我“老丁”。这样的叫法让我觉得很亲切，和同学们之间因年龄产生的隔阂也仿佛不见了，这些热情、开朗的同学让我感受到了班级大家庭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