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学习的刻苦努力终于看到了收获。毕业前几个月，学校将包括我在内的一部分党员调出来作为预备师资，准备留校。我被分配到了科研室，但依然可以选择继续听课。能够留在北大任教使我心里十分高兴，这代表我的努力受到了肯定，我的成绩被大家看在了眼里。初时，我一个只读过3年半书的人在众多科班出身的学习尖子中微不足道，甚至还可能成为拖后腿的后进生，但我没有放弃努力，没有抛下对知识的渴望，一步一个脚印，有付出才有收获。5年以后，当我可以顺利从北大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了受到大家认可和赏识的合格毕业生。
1960年，丁民仆的北京大学毕业照
服从安排，做好工作
因为我出身好，虽然年轻但是老干部，每次运动时我都被推在第一线，各种运动中都有我的身影。
身为党总支副书记的我在三年困难时期时被安排下食堂做管理工作。当时地球物理系、经济系、图书馆系和俄语系4个系共用一个食堂，我在小食堂里面当指导员，管理员是经济系的。做饭我不懂，但我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从学生的角度考虑，搞好伙食。
困难时期学生的饭定量，肉更少，学生们对饭菜盯得厉害，每次打饭的时候，学生们的两眼都紧盯着打饭的勺，看有没有打满，够不够量。我那时督促所有的工作人员，给学生的饭菜一定要够量。有时候管理员工作检查，会拿着秤一个一个地称，检查工作人员的工作。饭定量，菜也是定量的，分配下来的主要是大白菜。菜帮子不扔，留下来给学生们做菜吃。大葱剥下来的皮也不扔，用来蒸窝窝头。那几年，我们还养了两头猪，猪养肥了，宰了给学生们改善伙食，辛苦的炊事员们只分到了一个猪头。
困难时期生活艰苦，学生们的心情我们都可以体谅，服务态度一定要好。我要求食堂的工作人员不能和学生们发脾气、吵架，不要影响学生们的情绪。1961年的冬天是最艰难的时刻，我极力协调好食堂工作人员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半年后，我调离了食堂。
1962年，学校精简人员，教员、干部都要减少，外调出去。我在这次精简教员的过程中成了办公室主任。当时我们系里的办公室人员并不多，但人事、教务、器材等各方面都有专门的人员管理。我和那几个同志的关系都很好，大家相处融洽，平时需要我处理的具体事务并不太多。有时党组织还会派些任务给我，只是我那时已经不再是党总支的副书记了。
后来我还组织了一次甄别评选活动。1958年“大跃进”时搞又红又专，批评处理了一些学生，1962年的这次甄选便是要为一些学生平反。因为当年我还是在校读书的学生，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比较了解，系里此次便委派我做这项工作。
无论学校安排我在哪个职位上工作，我都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力让饥饿的学生们吃饱饭，尽力为受牵连的同学平反。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严谨公正查账目
担任过会计的我处理账目得心应手，1963年学校搞运动，系里安排我负责查账。系里的财务会计比较轻松，只负责日常工资的发放，以及报销路费等工作支出，没有什么问题。除此之外，系里还有一个器材室和一个小工厂，我要仔细核查账目。
成立器材室的几年间花费了几百万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我重点要查器材室会计的账目，看他和银行每月的账目往来。这过程中，我发现银行交来的对账单上显示取出过几笔现金，但会计的账目上并没有。为了追查这些资金的下落，我又去逐一核查发票。最后配合银行的账目显示查出有几笔金额较大的账目出自同一家文具商店。
文具商店的发票存根一大堆，我亲自带着几个人到文具店一张一张地查看。商店的发票分为两种，蓝色是正常的交易发票，红色的则是退货后开据的发票。我们地球物理系购买的东西有些退货后换成了红色发票。本来会计应该拿着红色的退货发票把退回的钱款交还给学校，但账目上并没有退回的钱。重新和银行提供的账单比对，我们可以断定会计贪污了买器材的资金，大约有2700元。
我把文具店红色存根的退款发票拿回来，将会计贪污的问题交学校保卫部负责处理。保卫部长来和那名会计谈话，只说了5分钟此人便交代了，一笔一笔和我查出的问题完全匹配。原来，那会计的儿子生病住院，急需用钱，但纵使会计贪污也没能挽救他儿子的生命。案子很快被定性，那名会计被撤职，处分后被派去学校工厂劳动了。“文革”以后我离开北大，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彼此还客客气气的。他明白自己犯的错误，对我没有任何怨言。
除了器材室，系里还有一个小工厂，厂长是我的同学，是当初和我一起从苏北速中考到北大的3名同学之一。他本人以前是工人，对生产比较了解，留校后被安排到工厂当厂长。早期查账的时候，我在忙器材室的事，便派了两名教员去查。那两人查了许久没找出差错，认为没有问题，便把材料交了回来。
有一天我翻阅材料的时候发现，我系仪器厂开的发票中有一张500元的发票上的图章和另外几张的不太一样，不仔细看看不出。仔细端详研究后，我更确定那张500元的发票有问题。于是，我拿着那张疑似有问题的发票到仪器厂核对，证实确实没有开过这张发票，发票是假的。
我做事情向来认真，查出一张问题发票之后，又仔细检查了其他发票，发现有的发票是买东西时开的，但却没有东西被拿回来。于是，我把有问题的单据一一找了出来。问题水落石出后，我立即找到我的老同学谈话。知道作弊手段已经被揭露，他很快承认了贪污之事，又详细说明了他的作假方法。
经过此事，老同学无法再留校当教员，选择了复学继续上课。课程修完后，他毕业分配到了气象学院当教师，之后去了南京。后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离休后我到南京，他还请我到他家做客。
“四清运动”
1963年“四清运动”[①]开始，学校选择一些没有固定业务工作的教员下乡参加运动，每个系一个名额。我们系第一期去的是一个女的系副主任，没多久就回来了。第二期我便作为地球物理系的选派人员去了，和我同期的还有数学系的丁石荪，他当时也是系党总支委员，后来成为北大的校长。第二期的北大领队是东语系党总支书记彭家声。
我们去的是北京市怀柔县的北房公社，同行的7个人到达怀柔后被编入不同小组，分头行动。我去的是当时怀柔县最大的村庄——宰相庄，有六百多户人家，18个生产队。我们工作组的组长是个老资格，参加过一期“四清运动”，有些自大自满。我们工作组在宰相庄的几天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甚至连一进村就和喂马老贫农一起住在很脏的马棚里的我，在秘密联系群众后也没觉得村里有什么大问题。而且，主要负责查账工作的我发现，宰相庄的会计是个老实的小孩，其他庄里的干部也多是经历过土地改革的老农民，人们都很淳朴，账目也非常清楚。但我们工作组的组长却把村里的问题说得很严重，又秘密地找些人，把生产大队的队长都当作敌人来对待，吓得我们工作组里的一些年轻同志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虽然我们“四清运动工作队”是市里派下去的，但在当地的运动工作归怀柔县委领导。怀柔县纪委书记李华检查各村运动进行情况时，发现我们的组长搞得太“左”了，便反映到了北京市委。不久，北京市委派来时任市建材局副局长的王逸民。他是位老红军，11级干部。王逸民和他带来的3个干部到宰相庄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