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民组织队里的部分成员开了个会，让我们说说实际情况，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们几个老同志觉得，宰相庄确实有一些问题，但并没有组长说得那么严重，他的做法有些太过分了，王逸民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我们的组长犯了左倾错误。
后来暑期所有工作队在怀柔县的招待所集中开会，学习中央文件，推广“桃园经验”[②]，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四清工作队”的一些人批评怀柔县委的工作“右倾”，这时我们那位组长又来劲了，认为他的做法与“桃园经验”完全一致，神气十足，更加狂妄自大，天天狠批怀柔县委和王逸民“右倾”。我们这些和组长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吭声，但心里憋着一口气，工作队里大多数同志行为还是很正派的，对组长过于极端的做法多有微词。当时大形势偏左，我不便对组长批县委“右倾”提出不同意见，但在此次集中会上，我仍然依据实际情况，总结了他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方面的12个缺点，并逐一说了出来。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组长一句话也不敢反驳。会后，组里的其他组员纷纷对我说：“你讲得太好了，这些事实终于被披露出来了，替我们出了口气。”
后来整个工作队转移到了朝阳区，我不再做具体工作，转而负责查账。直到1965年春天，我的右大腿根长了一个瘤子。当时工作队转到了顺义，我便去顺义县医院做了检查，医生建议我回北京城区的大医院仔细看看。当时“四清运动”有些过左的倾向，在工作组里，我已经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人家都尽可能地把我推出去，而我也不太赞成当时的行动。回北京的医院诊断后确诊为淋巴结核，需要我住院手术。手术后，我去顺义工作队办理了离队手续。
回到学校不久，工作队把我各方面的表现整理成书面材料寄回了北大。材料对我的评定是“右倾”，但学校党委组织部对我很信任，让我看了那份材料。我实事求是，有的绝不否认，没有的也实话实说。我是贫民的儿子，对得起贫下中农，我问心无愧。组织部领导当时没有任何表示，但还是相信我的话的，后来过了不久，我被提拔为临时党总支书记。
感谢重要的两个人
苏士文是北大地球物理系主任，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他是个很好的同志，为人和蔼可亲，同志们都特别尊重他，亲切地称呼他为“苏老”。困难时期，共事的几位领导里我的地位最低，由于刚毕业，工资比别人少，饭钱自然也不多。苏老体恤我，把自己用不了的粮票、饭票都给我，十分关照我这个小同志。工作中，苏老也对我十分信任，让我很感动。
还有一位同志李志高也特别好，他脾气温和，待人谦恭，对我很照顾。我刚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正式毕业，妻子来到北京没有地方住，他把自家的房子腾出一间给我们，借我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不幸的是，后来他因脑溢血住院，手术后一直昏迷，成了植物人，直到“文革”时终于还是离开人世了。当时我正负责系里的行政工作，便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还特别请来了著名科学家周培源（后来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大校长、中国科协主席）。对于李志高的不幸离世，我深感惋惜，更是时刻难忘危难之时他慷慨伸出的援助之手。
我一直深感自己的幸运，不止是苏老，不止是李志高，和我共事的同志们都很尊重我，也对我多有照顾。正是这些善良人们对我的帮助，我更觉生命的美好，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文革”前的风暴
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激化了北大“积极分子”和学校领导之间的矛盾，“文革”前的风暴洗着北大校园。
“战斗”正式打响，“造反派”和“保皇派”打得不可开交，孰是孰非刹那间难以分辨，置身于其中的我只能跟随着时代的脚步或前行，或止步，或阔步狂奔，或踉跄跌倒。我于其中，始终保持一颗清明的心，跟随党的脚步，端正自己的行为。
串联、内斗、下乡、拉练，不怕苦不怕累，我更在意的是自己能否在这场暴风骤雨间做出正确的选择。有被斗的委屈和惊悸，有提拔的喜悦和茫然，但我始终坚定自己的信仰，用实际行动捍卫着我深信不疑的共产主义信仰！
1964年底，中央在北京大学内搞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社教工作队的规格很高，队长是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队伍以系为单位再分组，组长都是省委宣传部长或是其他学校的党委书记。社教运动在党内进行，但是群众也知道。这次运动有些左倾，对学校校、系两级主要领导做了集中批判。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将情况反映到了中央，指明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搞成极左了，变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之后，工作队被撤走，但其在北大所造成的恶劣后果并没有消除——社教积极分子和学校领导严重对立，矛盾激化。
社教运动进行时我正在乡下搞“四清”，返回学校后没有因为在“四清运动”中被指责为“右倾”一事而遭到组织的批评固然是因为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但也有部分社教运动的影响。社教运动造成的北大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党组织已无暇顾及他事了。
1965年暑假，北京市委召集北大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开会。会议进行了40天，市委组织大家做自我批评，缓和校领导和社教积极分子之间的矛盾。但哲学系的好多积极分子在聂元梓的带领下坚决不认错，直到会议结束，哲学系的问题都没有解决。
1966年春，北大各系的主要负责人都下乡搞“四清”了，我成为地球物理系的临时党总支书记。此时“文革”的风声也越来越近，报纸上天天发表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
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了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作家邓拓、吴晗、廖沫沙应邀写稿。他们所写稿件深入浅出，富有哲理，但其中不乏针砭现实生活中弊病的内容，对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被一些人诬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北京市委也因此受到了批判。
那段时间北京市委非常紧张，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每天召集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开会。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每天上午开完会，下午回来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会议的内容，我代表地球物理系参加会议。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也出席会议。会议召开了几天后，中宣部理论处处长曹轶欧带了一个五人小组前来参加我们的扩大会议。过了两天，原本在乡下搞“四清”的聂元梓也回校参加党内扩大会议。
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等7人写了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具体“揭发”了他们3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表明这3人“想稳住局势，防止群众动乱”，究其根本是因为他们自己心中“有鬼”。
这张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我下班之后看到这张大字报，心里便隐约产生了些不好的感觉，但也没有特别在意。当晚12点左右，学校的大喇叭响起，催促全体师生员工开大会，听广播。实际上，这时校园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许多学生都参与了。